第四，废除王莽严刑苛法，实行比较宽松的法治。光武帝曾下诏说：“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 他还整顿吏治、jīng简冗员、广选人才，任用贤能。
第五，加qiáng对地方的控制。
秦汉以来，地方政权机构为郡县二级制，西汉末，共设郡国103个，县邑道侯国1，587个。对众多的郡县，如何加qiáng中央的统一管理，是一个大问题。为了监察地方的政绩，汉武帝时已分州派遣刺史，進行视察。刘秀为了進一步加qiáng对地方的控制，把刺史固定为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奏给皇帝，使地方郡县也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
第六，在军事上，一方面，加qiáng中央军，削弱地方军。
如“罢郡国都尉”，取消郡县的专职武官，以太守兼领兵权;废“都试之役”，取消地方定期举行的军事训练;“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即实行jīng兵简政，大量裁减军队，让士兵回归土地耕种。并正式废除地方上的更戍役制度。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刘秀还逐步扩大中央军队，在重要的沿边地区，设有边防军，为中央军队的一部分。上述措施，加qiáng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地方军队的取消，使地方豪qiáng地主田庄内部的部曲家兵制开始发展起来。这种部曲家兵，承担着维持地方治安的某种职能。不过后来，由于中央控制力量的逐步削弱，豪qiáng地主的部曲家兵则迅速发展，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的混战局面。
另一方面，则qiáng化监军制度。监军的起源较早，chūn秋即已出现，但监军之制的最终确立应在东汉初年。如设“北军中候”掌监五营;每有将帅出征，皇帝即令亲信、近臣随军监督，等等。目的是防止将帅离心，增qiáng中央军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
第七，在边防问题上，废除了边郡更戍役制度，所谓“罢边郡亭候吏卒”，大量以刑徒兵、夷兵充实边防力量。同时加qiáng边防建设，不断修筑亭候烽隧，完善防御体系。这一措施的目地是为了息边养民，确保国家安定。
光武帝还常常自省。有一次，出现了日食，他自责道：“吾德薄致灾，(责)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还有一次发生了地震，光武帝下诏说，发生地震的责任在君王身上，因为自己无德，才连累了百姓。
有一年夏天，洛阳有甘泉涌出，有病的人喝了泉水后身体恢复如常。又有赤草在水崖边长出。于是有的大臣上奏道：“地只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huáng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只，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但是光武帝没有采纳。他常自谦的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德行。所以当时的史书对这方面记载的很少。
刘秀还提倡勤俭节约，临终遗诏上说：“朕无益百姓，(葬礼)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 而文帝葬时用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为饰，并且没有起坟。
由于光武帝刘秀的励jīng图治，建武之世，受西汉末年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较快的得到了恢复，社会矛盾得到缓和，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刘氏汉家天下得以完全恢复、发展和中兴，社会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光武帝刘秀自公元25年称帝，至公元57年去世，在位33年。前31年使用“建武”年号，后2年改用“建武中元”年号。他统治时期，中国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
《后汉书》作者范晔评价刘秀说：“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榄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刘秀的“建武盛世”，为后来的“明章之治”以及近200年的东汉刘氏王朝的统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戊戌，刘秀在洛阳病逝，享年63岁，葬于原陵(今河南孟津县谢村)，庙号世祖，谥曰光武皇帝。刘秀四子刘庄继承皇位，即汉明帝。
明章之治
*明帝开明治天下
公元57年二月戊戌，光武帝去世，他的第四个儿子，即太子刘庄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永平”，是为汉明帝。
明帝刘庄自幼就十分聪慧，勤学好读书，10岁就能读懂《chūn秋》，后又jīng通《尚书》等儒家经典。光武帝刘秀甚为惊奇，因此特别宠爱他。虽然历来皇位继承人是立嫡或立长，但刘秀最终改立他这个才华出众的儿子为皇太子，让他继承了皇位。
光武帝统治时期，政治上相对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发展。明帝即位后，一切遵奉光武制度，使这一局面得以继续。
明帝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开明政策。在政治上以刑理治国、法令分明，整肃吏治、严惩不法官吏，要求“有司勉遵时政，务平刑罚”。他严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对贵戚功臣也多方防范。如尚书阎章因二妹为贵人，不得迁任要职，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也不允许，仅赐钱千万;功臣窦融子孙骄纵不法，永平五年(公元 62)下诏诸窦为郎吏者皆携家属归故郡，后窦融长子穆，孙勋、宣皆因罪下狱,被处死。永平十四年楚王英谋反事发,被株连以至死、徙和系狱的京师贵戚和诸侯更达数千之众。
范晔在《后汉书》中评价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乡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明帝还要求臣下奏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用浮夸之词。
社会经济方面，则减轻赋税，鼓励农桑，兴修水利。当他看到huáng河水给百姓带来的灾祸时，不禁忧心忡忡，因而召集大臣商议治河之道。公元69年，他派水利专家王景治理huáng河，王景修治汴渠完工后，消除了自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汴渠东侵之害，从此使huáng河900多年未发生重大改道。他还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永平九年至十二年，由于“岁比登稔”，出现了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繁荣局面。
在思想文化方面，明帝提倡儒学，命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等习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yīn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学”，设置“五经师”以授其业。他还曾亲临辟雍给大学生们讲授经义。明帝好佛，当他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便在公元68年派遗蔡愔、秦景等出使天竺(今印度)拜求佛经、佛法，并于第二年在洛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寺--白马寺。明帝聘请天竺高僧在此译经、传教，从而促進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