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水》也有两副笔墨，写出了两个世界：以文化山为中心的，由考察大员、官场学者以及小民奴才组成的“聪明人”的世界，充满了光怪陆离的色彩;而夏禹和他的同事，以及乡下人组成的黑色的世界，则完全是一个人间下层社会，禹“面目黧黑，衣服破旧”，“不穿袜子，满脚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俨然一个平民实gān家。而他的同事则如“黑瘦的乞丐”，穷困、艰苦而又“铁铸”般坚定，“不动，不言，不笑”，默默地支持着这个世界。鲁迅用简练、凝重的笔触写出了对他自小就深受熏染的、存在于普通百姓中的“大禹卓苦勤劳之风”的向往。在某种意义上，这里也寄托着鲁迅的理想。但鲁迅始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仅真实地写出了两个世界的对立(在小说的开头，文化山上的学者是连夏禹的存在都是不承认的)，更写出了二者的“合一”。在小说第四节，夏禹突然被称为“禹爷”了，而且——
关于禹爷的新闻，也和珍宝的入京一同多起来了。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huáng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làng的妖怪无支祁，镇在guī山的脚下。……
既尊称为“爷”，又到处谈论，甚至夸大其神力，从表面上看，夏禹终于被承认，被接受，甚至被神化了;但就是在这“檐前，树下”的议论中，夏禹治水的真实奋斗，变成了“新闻”、“故事”，演化成“huáng熊拱河，天兵捉妖”之类荒诞无稽的谈资，他的一切真诚的努力、牺牲，都成了表演而消失了意义和价值。而且，一旦成了“神”或“怪”，夏禹就不再对人有任何威胁了。——看客再一次发挥了消解一切的威力。
于是，又出现了“百姓们万头攒动”看夏禹的场面，而且还有百姓们在宫门外的“欢呼，议论，声音正好像浙水的涛声一样”。
而且，在禹爷和舜爷一番jiāo谈以后，掌管狱讼的皋陶“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倘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这“qiáng迫学习”就使夏禹真正成为统治的工具了。
最后的结局是不难预料的——
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
这或许是“入乡随俗”，也可以说是“同化”。
因此，读者读到小说最后一句：“终于太平到连百shòu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时，是不能不产生无限感慨的。
《非攻》里的素材——墨子与公输般相斗的传说，本是“神话化了的历史”，但在鲁迅的笔下，墨子的形象却是充分地“历史化”了的，在他的身上具有更多的农民气质。小说一开始就写他穿旧衣，着草鞋，背破包裹，吃窝窝头、盐渍藜菜gān，口渴了就用手捧了井水喝，喝完了还抹一抹嘴——墨子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穿戴，吃食，以至生活习惯，都是农民式的。随着墨子走进宋国，从他对曹公子的指责，我们又了解了他反对“故弄玄虚”的空谈，重视增qiáng实力，做实际准备的思想作风;待到墨子与公输般两次面争(第三、五节)，和公输般斗智斗勇，更显出了墨子思想、性格的全部光彩。——顺便说一点，墨子与公输般“一进一退”的相互过招，甚至有现代战争的特点：双方指挥部的技术装备与指挥智谋的较量就决定了胜负，前线士兵甚至可以不直接接触。而更具吸引力的，则是墨子为“贱人”说话的立场，“有利于人的，就是好，不利于人的，就是坏的”价值观，以及他的胆识，这一切在读者的心目中完成了一个“平民哲学家”的形象。和我们在《理水》里已经熟悉了的夏禹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中注重实情、实践、实际效果，埋头苦gān、拼命硬gān、为民请命的平民化的文化jīng神，以及相应的沉稳、坚毅、刻苦的文化性格。鲁迅显然是继承了这一传统的。
但鲁迅仍然没有忘记现实：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连串晦气事——
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遇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这本是一切为民请命者的必然命运。而这láng狈不堪的墨子却让人哭笑不得，原有的崇高、圣洁感一点儿也没有了。
以上所写，无论是《补天》里的女娲，《奔月》里的后羿，《理水》里的夏禹，还是《非攻》里的墨子，《铸剑》里的黑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15〕是鲁迅所崇敬的，他甚至把自己的某些生命体验注入了这些人物的形象之中。但正是这些作品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两个“调子”：在悲壮、崇高之中，还藏着嘲讽与荒诞，两者相互补充又相互消解，内在的紧张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在小说结构上，常常发展到最后，会有一个突然的翻转、颠覆，从而留下深长的思索与回味。这样的复杂化的叙述与描写的背后，隐现着鲁迅的怀疑的审视的眼光：他要打破一切人、我制造的神话。
《故事新编》的另外几篇，鲁迅也许是以更为严峻的、批判的态度去审视孔子、老子、庄子这些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圣人、宗师。鲁迅的办法是让他们与意想不到的人相遇，置于荒诞的情境之中——
《采薇》里的伯夷、叔齐在中国传统中，是以“礼让逊国”、“扣马之谏”和“义不食周粟”而成为儒家道德典范的;但在鲁迅看来，儒家所宣扬的“先王之道”，本是没有人真正相信并实行的，大都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之徒，而“诚心诚意主张”并身体力行的，就成了“笨牛”。〔16〕伯夷、叔齐大概就是这样的“笨牛”吧。鲁迅就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们与华山上拦路抢劫的qiáng盗小穷奇相遇——
“小人就是华山大王小穷奇，”那拿刀的说，“带了兄弟们在这里，要请您老赏一点买路钱!”
“我们那里有钱呢，大王。”叔齐很客气的说。“我们是从养老堂里出来的。”
“阿呀!”小穷奇吃了一惊，立刻肃然起敬，“那么，您两位一定是‘天下之大老也’了。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他看见叔齐没有回答，便将大刀一挥，提高了声音道：“如果您老还要谦让，那可小人们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贵体了!”
分明是抢劫，却彬彬有“礼”地在“敬老”的“大义”下进行，还口口声声“遵先王遗教”，“恭行天搜”。这看似荒唐，却表明小穷奇比伯夷、叔齐们更懂得“先王之道”的实质，这一段描写也就具有了极大的概括力与象征性：这是为一切“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者画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