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杂感》，《鲁迅全集》3卷，50页。
〔10〕〔12〕《夜颂》，《鲁迅全集》5卷，193页。
〔11〕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321—322页、336—3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为“俄国歌剧团”》，《鲁迅全集》1卷，382页。
〔14〕〔23〕《书信·250411·致赵其文》，《鲁迅全集》11卷，442页。
〔15〕如我们一再qiáng调，鲁迅是始终站在不幸者即生活中的弱者这一边的，他为他们的生存、发展的权利做了最有力的辩护;但他qiáng调的是弱者的自qiáng，而不是等待他人的恩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布施”也表示了憎恶。
〔16〕《失掉的好地狱》，《鲁迅全集》2卷，199页。
〔17〕《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2卷，215页。
〔18〕《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1卷，238页。
〔19〕《〈野草〉题辞》，《鲁迅全集》2卷，159页。
〔20〕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3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1〕《〈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4卷，356页。
〔22〕薛毅：《无词的言语》，12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本讲阅读篇目
《〈野草〉题辞》(收《野草》)
《影的告别》(收《野草》)
《求乞者》(收《野草》)
《希望》(收《野草》)
《过客》(收《野草》)
《墓碣文》(收《野草》)
《颓败线的颤动》(收《野草》)
《死后》(收《野草》)
《这样的战士》(收《野草》)第八讲“立人”：鲁迅思想的一个中心第八讲“立人”：鲁迅思想的一个中心
——读《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摩罗
诗力说》及其他[KH3*9/9〗我们已经读过了鲁迅的散文、小说与散文诗，对鲁迅的思想、文学、人格，以至jīng神气质，都获得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要进入鲁迅的论文、随笔、杂文的阅读，以求对鲁迅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先来读鲁迅20 世纪初在日本留学时写的论文，也就是从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起点读起。
一
这是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写于1907年，发表于1908年，正是20 世纪初。
从题目看，所要讨论的是“文化”问题，也就是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基本战略问题。——可以看出，鲁迅一出现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就抓住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显示出一种大视野、大气魄，而他当时只有27岁，这样的“意气风发”是令人神往的。
我们首先注意到，鲁迅的思考是从他所生活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实问题出发的。文章一开始，即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抱残守缺，仍然坚守“中国中心”主义;另一是“翻然思变”，却“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又陷入了西方崇拜。这两种倾向都涉及“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两大问题，这是建设“中国现代文化”所不能回避的：而这正是鲁迅要加以讨论的。
为了把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引向深入，鲁迅开始了历史的追踪：首先要追问的是，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抱守残缺”的态度是怎样形成的?于是，鲁迅对中外文化关系做了一番历史的考察。他指出，昔日皇帝轩辕氏打败了蚩尤，定居huáng河流域，由于周围的小部落没有一个足以为中国所效法，所以中国早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出于己而无取乎人”。到了周秦时代，西方有希腊罗马兴起，艺文思想，灿烂光辉，只因道路艰难，波涛险恶，jiāo通阻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元明时代虽然有几个天主教传教士，把天主教教理 和天文、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科学一同传入中国，但是这些科学在中国也没有盛行。这样，中国就长期“屹然”立于“中央”位置而无可较量的对手，这就“益自尊大”，把自己的文化看得很宝贵，傲视一切，这就是所谓“中央大国”心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中心主义”。在鲁迅看来，这恰恰是隐伏着民族文化的危机：正因为没有比较，安逸的日子过得太长久了，也就种下了走向没落的祸胎;没有受到威胁压力，也停止了前进，使人们感到疲乏、困顿，进而连看到别人的长处也不想去学习了。等到西方许多新兴国家兴起以后，他们带着和我们不同的文化思想来到东方，稍加触及，早已僵化的中国文化像土块一样僵仆在地上，就是必然的了。于是“人心始自危”，这既是文化的危机，更是人心的危机。后来，鲁迅在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摩罗诗力说》里，由此引申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1〕
这就是说，只有在正确地“知人”，也即与异质文化的“比较”中，才能客观地“审己”，科学地把握与发扬自己之“真大”(真正价值)，正视与克服自己之不足，从而产生一种对本土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文化“自觉”。所谓“自觉”，就是克服盲目性。在鲁迅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中华中心主义”，它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至高，至上，至善，至美”的神圣灵光，从而由盲目的民族自大，导致“抱守残缺”而不思变革，鲁迅认为这才是真正民族文化危机之所在。这正是表现了鲁迅对中国的国情、国民性、民族文化痼疾的深刻认识与清醒正视：中国这个民族一“大”二“人多”三“历史悠久”，这本是好事，却成了民族的包袱，只要有机会，就会陷入“中华中心主义”，鲁迅终生都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都在提醒国人，要防止有人在“爱国”的旗号下，贩卖“中华中心主义”的私货，他们实际上是“爱亡国者”〔2〕;对那些“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鉴赏”的所谓外国“友人”别有用心的“赞扬”，更要保持清醒〔3〕。也正是从这一基本警惕与批判立场出发，鲁迅始终坚持一点：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异质的外来新文化，“尽量地吸收”，〔4〕在“比较”中不断破除将传统文化神圣化与凝固化的“瞒”和“骗”的迷梦，并注入新的活力，创造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机。但鲁迅却要为他这一独特与深谋远虑的文化选择，受到国人的无情惩罚：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以至今天)都有人或明或暗地将鲁迅视为“民族文化的罪人”以至“汉jian”。而鲁迅却从不知悔，他的立场始终坚定：“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