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保留》，《鲁迅全集》5卷《伪自由书》，142页。
〔12〕《新秋杂识》，《鲁迅全集》5卷《准风月谈》，270页。
本讲阅读篇目
《我之节烈观》(收《坟》)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收《坟》)
《二十四孝图》(收《朝花夕拾》)
《五猖会》(收《朝花夕拾》)
《chūn末闲谈》(收《坟》)
《随感录·二十五》(收《热风》)
《随感录·三十五》(收《热风》)
《随感录·三十六》(收《热风》)
《随感录·四十》(收《热风》)
《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收《热风》)
《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收《热风》)
《十四年的“读经”》(收《华盖集》)
《保留》(收《伪自由书》)
《新秋杂识》(收《准风月谈》)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收《且介亭杂文》)
《儒术》(收《且介亭杂文》)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且介亭杂文》)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收《且介亭杂文二集》)第十讲走出瞒和骗的大泽第十讲走出瞒和骗的大泽
——读《论睁了眼看》及其他[KH3*9/9〗一
鲁迅在“五四”以后写了一系列的重要文章，都收在《坟》这个集子里。《论睁了眼看》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篇。
文章一开头便直言，这是一个由别人(虚生先生)提出的命题，不过也是鲁迅自己一贯的主张，因此要写文章予以呼应：“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1〕但鲁迅所要讨论的是“别一方面”：不敢正视，即“闭了眼看”。这是显示了鲁迅的思维特点的：他总是同时关注两个对立的命题(“睁了眼看”与“闭了眼看”)，而且把重点放在反题上。
鲁迅告诉我们，由于“我们的圣贤”一直在教人“非礼勿视”，“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这就造成了“弯腰曲背，低眉顺眼”的青年和“驯良的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敢正视现实已经成为中国的国民性。
但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是，中国的“文人”，也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学和这样的国民性的关系。
鲁迅的讨论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问题是，当人们身受这样的痛苦时，采取什么态度。鲁迅说，“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也就是说，“文人”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是敏感于这样的痛苦的，在其作品中，也多少流露某些“不满”，但“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于是，“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而正是这样的“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的状况，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而由此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顽症：“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这是真正抓住了要害的。可以说，这是鲁迅对从古至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的一大发现，足以使每一个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自己)为之汗颜。
而且，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根本性的弱点。——鲁迅正是从这一角度考察中国传统小说，于是有了许多重大发现。鲁迅指出，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总是自欺欺人地编上一个“才子及第，奉旨完婚”的结局，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变成小说里的大团圆，眼睛一闭，就皆大欢喜，“问题也一点没有了”。鲁迅还将《红楼梦》原作与续作相比较，认为原著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但是到了续作，就是“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超凡入圣了，结果“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鲁迅对传统小说情节模式的变化也做了jīng细的考察：《醒世恒言》里的一篇，叫《陈多寿生死夫妻》，讲一个女人自愿服侍他患痼疾的丈夫，最后两人一同自杀，算是“殉情”吧。但是自杀的结局总让人不愉快，到了清代《夜雨秋灯录》里，就把小说情节模式变了：“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当然就不必再自杀，一切圆满了。鲁迅感慨说：“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这就真的成了“瞒和骗”的文学了。鲁迅由此而引发对国民性的反省——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并进一步引发出这样的国民性与文艺的关系的考察——
文艺是国民jīng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jīng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瞒和骗”的国民，“瞒和骗”的文艺，这是两个极为严重的判断与概括，而且二者之间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都是令人痛心的，而且今天似乎也依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就更加令人难堪。
而我们感到兴趣的是，鲁迅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衡量人(知识分子、国民)和文艺的基本价值标准，即是“敢于正视人生”，还是“瞒和骗”。鲁迅正是据此而给《红楼梦》以极高的评价，说它的价值就在“比较的敢于实写”;后来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里鲁迅又对《红楼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伪饰”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说“《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2〕有意思的是，鲁迅在考察他写文章时的当代文学时，又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到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0，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在鲁迅看来，《红楼梦》开辟的是文学的一个新的传统——从下文即可看出，鲁迅认为“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是他所期待的“崭新”的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另一方面，鲁迅又提醒人们注意，旧的瞒和骗的传统完全可能在“新”的旗号下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