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是能否走出瞒和骗的大泽;他因此大声疾呼——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这里所表达的是鲁迅对真正“崭新”的中国文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的期待：它应该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文学，是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学。
二
《论睁了眼看》里所qiáng调的“反对瞒和骗”的思想，在鲁迅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他一生一以贯之的思想命题之一。
据鲁迅的老同学许寿裳先生回忆，早在20世纪初日本留学时期，他和鲁迅就谈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3〕——这其实就是“瞒和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破恶声论》里，所提出的“伪士”的概念。鲁迅指出，所谓“伪士”，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骨子里是“无信仰之士人”，是没有信仰的知识分子;第二，他们却“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rǔ国之罪，悉以归之”，要使出一切手段来扼杀别人的信仰;第三，但他们又处处把自己打扮成有“信仰”者，而且还要充当“信仰”的捍卫者。鲁迅说，他们的所谓“信仰”，其实是“敕定正信”，〔4〕尽管是皇帝(或类似皇帝的某种权威)自上而下“敕定”的，但却自称“正信”，以正统、惟一正确自居，他们要“捍卫”的就是这样的“伪信”。这也是“瞒和骗”：既用“伪信”来掩盖自己的毫无信仰，又要以此来垄断信仰。鲁迅称之为“伪士”，即所谓假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好像很有知识，博览群书而滔滔不绝(等而下之者就连知识也没有，只会唬人)，但他们其实是缺乏jīng神的：一方面，缺乏jīng神信仰，鲁迅说他们是群“无赖之徒”，〔5〕“无赖”就是无依赖，没有信仰支撑，因此“伪士”天生地具有流氓特点，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毫无原则可言。另一方面就是自由创造的jīng神与能力的匮缺，鲁迅说他们是“jīng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6〕没有想像力，没有感应力，更没有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jīng神信仰与自由创造jīng神这两方面的缺失，就形成了“无jīng神”的特征，这正是“伪士”的本质。但就是这样一些无jīng神的“伪士”往往占据知识分子的主流地位，因为他们善于迎合：既迎合权势，又迎合大众，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伪士”是必然和专制体制(既是国家的专制，又是众数的专制)联在一起的。鲁迅又指出，“伪士”总是“挚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7〕就是说，他们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维新”派——这个“新”是可以不断变换的，什么时髦就标榜什么，这自然与他们本无信仰与原则有关，却使他们永远“领导cháo流”，这是他们任何时候都能占据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但他们的“体”，即其最内在的特质却是“自私”——这也是诛心之论：“伪士”之“伪”，一切瞒和骗的表演，都是出于一己的私欲，尽管他们经常打着“无私”的神圣旗号：这本身就是一种“伪”。
因此，鲁迅说：“伪士当去，……今日之急也。”〔8〕
三
但是，在中国，“伪士”要“去”也不容易。如鲁迅在《论睁了眼看》里所说，“瞒和骗”已经是一个传统，而且如前文所分析，“伪士”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社会体制的产物。只要产生“伪士”的社会基础与机制尚存，“伪士”就会绵绵不绝地“再生产”出来。鲁迅正清醒于此，而始终密切地甚至是紧张地关注着“伪士”在现代中国的连续生产，并及时地勾画出其最新形态。
于是，在写出了《论睁了眼看》的第二年，鲁迅在《马上支日记》里，又提出了“做戏的虚无党”的概念。
这篇写于1926年7月4日的日记体杂感，是从灯下读日本作家安冈秀夫写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说起的。首先谈到的是，读了这位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民族性的“客气”的批评(说“客气”是因为作者说，他所批评的中国民族性弱点“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自己竟“不免汗流浃背”，这就是下文所说的引起了“内省”，即民族的以及自我的反省。——在鲁迅看来，一个民族和个人能否有自我反省意识是这个民族和个人是否有希望的根本指征;因此，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是从不讳言，甚至总是在qiáng调自己民族的弱点的;相反，大谈中国的光荣历史而借以掩盖民族耻rǔ——这也是一种“瞒和骗”，却反而是可疑的，如鲁迅所说，“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9〕这样的人其实是“爱亡国者”，因为他们“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10〕
鲁迅正是从民族自我反省的内在需要出发，来看待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的：尽管让你“汗流浃背”，甚至láng狈不堪，却也许因此而警醒。——同学们可能会注意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注释将《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断为“一本诬蔑中国民族的书”，这显然是与鲁迅的前述立场相违背的。鲁迅接着谈到了美国传教士斯密斯所写的《支那人气质》一书，〔11〕提到了该书对中国人的jīng神气质的一个概括：中国“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jīng神略有亢奋，就成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不是一切出于“本心”的自然流露，而是为了“撑门面”而“装模装样”，即“做戏”，“瞒和骗”的一种表现形态。这正是鲁迅所深感忧虑的，他多次谈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12〕(我们在第三讲中已有详细讨论);中国实际是个“文字的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的花样”，〔13〕不仅是“戏剧化”，更是“游戏化”了。这些话都说得十分沉重，是充满了关于民族与人的忧患意识的。
回到我们正在读的这篇《马上支日记》上来。外国学者在观察中国时，都对中国的“面子”观念感兴趣;斯密斯也是把“演戏”与“面子”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鲁迅首先讨论的也是“面子”。——这也是鲁迅长期关注的一个国民性命题。除本文外，还有一次谈话，即已收入《鲁迅佚文全集》的日文《北京周报》记者报道的《两周氏谈：“面子”和“门钱”》，以及鲁迅写于1934年的《说“面子”》等。据记者的转述，鲁迅在谈话中特别qiáng调“面子”就是一种“虚饰”：“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而勉qiáng作出一派正经的面孔”;“不以坏事为坏，不省悟不谢罪，而摆出道理来掩饰过错”，所以说“‘面子’的一面便是伪善”。〔14〕那么，这也是“瞒和骗”的变种。在《说“面子”》一文里，鲁迅更是尖锐地指出，在中国，“‘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15〕而在《马上支日记》里，鲁迅所qiáng调的却是他从中感到的民族危机：外国人正在“jīng深圆熟”地利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官员)的面子观念，以取得他们在外jiāo上的“胜利”，比如，明明是gān涉中国的邮政，但只要将“邮政局”改为“邮务局”，“外国人管理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gān，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这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