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bào发户”、“新官僚”的心理分析是入木三分的：这也是“主奴互换”的现代典型。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shòu相，而对于凶shòu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shòu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shòu时就如凶shòu，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5〕
——“对手如凶shòu时就如凶shòu，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这大概就是鲁迅理想的“新国民性”吧。
这样的“主奴互换”的国民心理，其实是我们在第十一讲所讨论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的产物。即鲁迅所说，每一个人都处在某一等级上，对于等级在上者，自然是奴才，“被人凌nüè”，“被人吃”;对于等级在下者，就变成主人，“可以凌nüè别人”，“吃别人”。〔6〕而中国的科举制度，更是提供了一个身份变化的机会，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身份的变化自会直接导致主、奴性的快速转换。而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小农经济，还是现代资本主义都是不断地制造幻觉：尽管处在奴隶地位，只要勤奋努力，就可以“爬”上去成为主子——而如我们在上一讲所引述的鲁迅在《爬与撞》一文中所说，这不过是诱发了新的相互残杀而已。
我们感兴趣的，还有鲁迅由此而引出的对中国传统的反抗——农民造反的观察与思考。鲁迅曾在一篇杂文里谈到，当年刘邦见到秦始皇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也!”鲁迅解释说，所谓“如此”，“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shòu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所谓农民起义就是“取而代之”，其“理想”就是自己来攫取“威福，子女，玉帛”。〔7〕后来，鲁迅又写了一篇《学界的三魂》，即官魂、匪魂和民魂。鲁迅说“匪”其实是“农民革命军”，但它是绝不会改变政权的性质的，其目的是“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官魂”与“匪魂”是相通的：在位为官，在野为匪，为匪的最高目标是当官，鲁迅由此而得出了我们在上一讲曾引述过的“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造反”的结论。〔8〕鲁迅笔下的“阿Q造反”，就是这样的“彼可取而代之”的“造反”，他那著名的土谷祠的梦，梦见的就是“玉帛”——“元宝，洋钱，洋衬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chuáng”;“子女”——“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秀才的老婆……吴妈……”;“威福”——“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9〕“如此”而已。鲁迅后来做了一个总结：“至今为止”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10〕《野草》里的《失掉的好地狱》，无论是魔鬼与天神之战，还是人类与魔鬼之战，也都不过是为了争夺地狱的统治权，“油一样沸;刀一样;火一样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11〕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qiáng调，“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12〕这是大有深意的。直到逝世前三个月，鲁迅还在一封通信里，为“《阿Q正传》的本意”，“了解者不多”而感叹不已。〔13〕——能够彻底结束“主奴互换”的历史的真正的革命(改革)，何时到来呢?这是鲁迅，以及一切中国的志士仁人们翘首以待的。
三
鲁迅的日本老友增田涉曾这样谈到他对鲁迅的观察与认识：“读鲁迅的著作，和在他的日常生活里，经常出现‘奴隶’这个词”;“我好像感到自己具有的‘奴隶’这个词的概念，和他那充满切实感觉的词之间，有着特别的距离，而多少有点迷惑了”;“我知道了鲁迅所说的‘奴隶’，是包藏着中国本身从异民族的专制封建社会求解放在内的诅咒，同时又包藏着从半殖民地的qiáng大外国势力压迫下求解放在内的，二重三重的诅咒”，“这一现实是经常在他的生存中，经常在鼓动他的热情，缠住他的一切思考”。增田涉qiáng调，“这一点，我们必须切实知道。因而我们知道他对自己和自己民族的奴隶地位的自觉，就是跟他的‘人’的自觉相联结的，同时也应知道正在这儿就有着决定他的生涯的根据”，“这一切都联系到历史的、民族的深广的底层，是他肉体的呼吸，是他根深的意志”。〔14〕——这确是深知鲁迅之言。
这样的“切实”的“奴隶”感觉、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确实是“缠住”了鲁迅的“一切思考”。鲁迅同时又提醒我们要将“奴隶”与“奴才”区别开来——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15〕
这里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对客观现实存在的奴隶地位与境遇，是正视，还是掩饰以至美化、“赞叹”;是“挣扎”，还是“安住”：前者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后者却是“奴才”。鲁迅斥之为“万劫不复的奴才”，这是因为他们起着“麻醉”的作用，并且使得奴隶社会的统治永得“平安”。因此，鲁迅可以说是竭尽一切努力来揭示奴才的奴性，并且同样紧张地观察着奴性的种种表现形态，并及时地加以揭露。他这方面的文章写得很多，我们只能择其要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野草》)。文章一开头就说：“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这是一个极为准确的概括。要害正在“只要”，也就是说只限于、也只止于“诉苦”，因此，“聪明人”表示点同情，奴才就满足了;而“傻子”真的要采取行动，打开一个窗dòng，奴才反而大喊起来，将傻子赶走，还借此向主人邀功，并且以主子的夸奖为荣：奴才终于“只能”是奴才。——这自然是一个寓言，其中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傻子”的遭遇，这里显然包含了鲁迅本人的痛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