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篇分三节，一讲“材料之类”，说的是照相术最初传入时怎样被小城百姓视为“妖术”，而引发出种种可怕的(今天读者看来又不免是可笑的)传言——这背后其实是一部外来新事物的接受史。三讲“无题之类”，由照相馆里的“阔人的照相”，说到梅兰芳的“黛玉葬花”照，并由此而大发议论：“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鲁迅正是从这样的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艺术中，看到了中庸之道下的中国民族病态心理，〔1〕以及封建性压抑下的性变态。这种心理是人们所不想说、不便说的，鲁迅一语道破，就成了“刻薄”。
而我们这里所要着重讨论的是第二节“形式之类”。且看鲁迅如何娓娓道来：先承上文，讲“因为能照相而家产被乡下人捣毁的事情”;但qiáng调的是“三十年前，S城却已有照相馆了，大家也不甚疑惧”，虽然也偶有例外，如闹“义和拳民”时，“要之，S城早有照相馆了”;却又说“但是，S城人却似乎不甚爱照相”;反过来再说：“然而虽然不多，那时却又确有光顾照相的人们”，但接着就声明：“我也不明白是什么人物，或者运气不好之徒，或者是新党罢。”——请看，“……却……虽然……但是……却……然而……虽然……却……也……”，竭尽旋转腾挪之能事，文章也渐入要紧处：读者的兴趣、注意力终于集中到一点：看看这些中国最早“光顾照相的人们”照的是什么相，照相这种新技艺引起了他们什么样的想象吧。先说“半身像是大抵避忌的，因为像腰斩”——中国人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会有忌讳;“所以他们所照的多是全身，旁边一张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几下一个痰盂，以表明这人的气管枝中有许多痰，总须陆续吐出。”——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里，都会忍俊不禁，也许还能引发出研究的兴趣：这里的“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以至“痰盂”，都显示了那个年代的时尚，颇耐寻味。更有意思的是，“雅人”——“雅人”也是中国任何时候都会有的——“早不满于这样千篇一律的呆鸟了，于是也有赤身露体装作晋人的，也有斜领丝绦装作X人的，但不多”。“但不多”这三字不可忽视：不仅隐含一种幽默，细细品味也会忍俊不禁;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出下面的故事：这才是全文的“核”——
较为通行的是先将自己照下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照为一张，两个自己即或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但设若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求己图”。
这样地利用西方新技艺所表达的想象，是令人惊异的，但确是中国人所特有的。鲁迅正是由此而发现了中国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引发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现实到历史、由个别到普遍的联想与思想的推进。他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李普斯《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中的一个论断：“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这里有一个思考的飞跃：“求己图”中“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具体图景，上升为“主”与“奴”的关系，显示了“既为主，又为奴”的自我身份的二重性，即所谓“二我”。鲁迅又因此而联想起中国历史上三国时吴国最后一个皇帝孙皓：“治吴时候，如此骄纵酷nüè的bào主，一降晋，却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奴才”——这也是鲁迅思维的特点，他对中国的历史烂熟于心，几乎是顺手拈来就把问题的讨论追索到历史文化的深处。随即又联想到“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也就是看穿了这把戏的话”。——这里又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来证实和加深前面的论断。最后以鲁迅所特有的幽默，对这幅故乡照相馆的“求己图”做出了如下评价：“将来中国如要印《绘图伦理学的根本问题》，这实在是一张极好的插图，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讽刺画家也万万想不到，画不出的。”——我们自不难读出这背后的焦虑：涉及的正是中国国民性的“根本问题”。
于是，又有了结尾的感慨：尽管从表面上看，今天照片上的中国人已不再“卑劣可怜地跪着”，却是“很凛凛地”了;但鲁迅却依然“常常将这些当作半张‘求己图’看”，鲁迅说这“乃是我的杞忧”：外在形式变了，“既为主又为奴”的国民病态并未变，这就意味着已经成为顽症，很难救治了。——本来说的是旧闻趣事，初看时是颇为轻松的;读着读着就严肃起来，末了竟引发出如此沉重的叹息：阅读鲁迅的随笔大体都会有这样的情感体验，这大概也是鲁迅随笔的一个特点吧。
二
而且还会引发我们的许多思考。
我们过去通常讲，中国人有奴性;而在鲁迅的观察中，中国人的奴性不是单独地存在，它是与“主(人)性”合在一起的，并且是相互转换的。这可以说是鲁迅的一大发现，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把握。
这是一个典型的鲁迅命题。他在许多著作中，都反复申说——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bào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rǔ。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2〕
——这里，鲁迅qiáng调了“主子”向“奴才”的转换，关键在“有权”与“失势(即失去权力)”。这说明中国大一统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权力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权就是主子，没权就是奴才。由此产生的“权力至上”、“权力崇拜”对中国国民性的腐蚀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3〕
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bào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bào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夫汉人之为奴才，三百多年矣，一旦成为主人，自然有手足无措之概。〔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