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关于知识阶级》及其他[KH3*9/9〗一
1927年10月25日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做了一次重要的演讲，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顺便说一点，演讲稿也是鲁迅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有《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坟》)，《革命时代的文学》、《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无声的中国》(《三闲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老调子已经唱完》、《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chūn的两种感想》(《集外集拾遗》)等。〔1〕读这些演讲稿，可以想见(至少是可以部分地想见)鲁迅当年的风采，是很有意思的。
但鲁迅自己却在这篇《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一开头即声明：“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鲁迅在好多场合都说过类似的话，在《南腔北调集·题记》里，他还这样自嘲说：“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2〕这里所说的“不入调，不入流”，所表现的是一种边缘心态，因此，公开演讲者所扮演的公众人物角色，是他所不习惯，甚至是要竭力逃避的。他在一篇演讲里，就说听众的鼓掌“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3〕也是表现了对在公众的鼓掌中失去了自我的恐惧。而更为内在的是他的自我怀疑，就是这篇《关于知识阶级》里所说，“我想对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这也是鲁迅一再申说的，在《写在〈坟〉后面》里，鲁迅就说过：“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鲁迅还十分动情地说了这样一番话：“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4〕——演讲就更是如此。鲁迅总是将自己思考的过程，自己的困惑，向听众袒露;同时qiáng调仅是个人的意见，是可以而且应该质疑的：他要求听众与自己一起来思考与探索。在这个意义上，听鲁迅演讲是不轻松的：他bī你紧张地思索与不断地诘难演讲者和你自己。
何况鲁迅这一回讨论的是一个如此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关于知识阶级。
而鲁迅首先谈及的，却是视知识为“罪恶”，要“打倒”以至“杀”知识阶级的思cháo。——鲁迅可以说一生都对这样的社会思cháo保持高度的警惕：“五四”以后，他即写文对“智识即罪恶”的反智主义的哲学高调予以辛辣的嘲讽;〔5〕20世纪30年代，当有人别有用心地高喊“知识过剩”，鲁迅立即著文尖锐地揭露：“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碍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6〕在具有愚民传统的中国，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社会思cháo是很容易泛滥的，鲁迅的警惕正是反映了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尤其是当他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性的审视的时候，就更有必要首先与这样的思cháo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揭示，绝不能导致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
在肯定了这样的前提以后，鲁迅才开始了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他所关注的主要是两个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和平民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俄国的知识阶级和中国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痛苦告诉大众”，其原因是他们“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这里自然暗含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鲁迅在好些地方，都反复qiáng调，“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正因为文字始终是“特权者的东西”，中国就少有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7〕即使有，一旦“跨过”门槛，成了“士大夫”，“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也就“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鲁迅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贵族”化，正是“知识分子的缺点之一”。——这自然不是无的放矢，并且是抓住了要害的。
鲁迅更关注知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这同样也是一个要害问题，并且关系到知识分子自身“不可免避的运命”。鲁迅要人们注意两个事实：“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倒有害”;“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鲁迅在同一时期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里，对此有更明确的论述。他说，“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文艺家(知识分子)“注定的运命”，他们是永远“不安于现状”的;当受压迫的时候，“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自然也会有人在革命成功以后来“恭维革命颂扬革命”，那其实就是“颂扬有权力者”，但这与知识分子、革命、文学都没有关系，鲁迅说：“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8〕由以上的事实，鲁迅引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知识和qiáng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qiáng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是常见的。
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