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所谓后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两个矛盾。首先是与政治qiáng权的矛盾与冲突。鲁迅在前述《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就讲到了二者思想逻辑上的对立：“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9〕而中国这样的有着专制传统的国家里，二者的矛盾是必然以政治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对文艺家(知识分子)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说话的权利以至生命这样的反人道的方式来解决。在这样的严酷的国情下，很容易导致文艺家(知识分子)向政治qiáng权的屈服，而如鲁迅所说，一旦放弃自己的社会批判的功能，成为权力的颂扬者，文艺家(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是自身了。
更为严峻的是民族“生存”与“思想自由”的矛盾与冲突。处于落后地位的后发达国家，为了尽快地改变“落后挨打”的境遇，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即利用国家与政治qiáng权的力量，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实行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总动员，即所谓“集中力量搞建设”;而这样的富国qiáng兵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中，很容易造成政治qiáng权代表国家、民族利益的假象，而qiáng调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尽管从根本上代表了民族大多数的利益(这是因为政治qiáng权必然是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把国家发展的代价转移到普通平民身上的，即以多数人的相对贫困来获得少数人的富裕)，却反而有可能被视为国家建设的破坏者，甚至“不爱国”的“人民公敌”。
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真正考验。鲁迅正是这样提出问题：面对政治qiáng权在所谓“国家利益”的旗号下的对思想自由的剥夺与jīng神压迫，“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鲁迅做了旗帜鲜明的回答——
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
应该说，这是鲁迅整篇演说的核心内容，应仔细琢磨。首先注意到的是，鲁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真的知识阶级。”这是我们在第十讲已做详细分析的鲁迅“反对瞒和骗，区分真和假”的一贯思想的新的运用与发展，也是第十讲和第八讲说到的20世纪初提出的“伪士当去”的命题与对“jīng神界战士”的呼吁的一个呼应。当然，最有价值的自然是鲁迅赋予“真的知识阶级”概念的两个基本内涵：任何时候他们都站在平民这一边，“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是“永远的革命者”。〔10〕如果说，20世纪初鲁迅谈到“jīng神界战士”与“伪士”时，主要qiáng调的是知识分子所必须具有的“jīng神”特质(jīng神信仰与jīng神的原创力)及反抗行动之间的关系;而在1927年，鲁迅讨论的着眼点则是知识分子与民众和社会的关系：鲁迅的思考任何时候都是从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出发的，同时也总是与他自我的生命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很容易就发现，鲁迅在这里qiáng调知识分子的平民立场与永远的批判性，显然融入了1925至1927年间，从“三·一八”惨案到“北伐战争”到“四·一二”上海大屠杀、“七·一五”广东大屠杀……这样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历史经验，以及鲁迅个人的生命体验，借用鲁迅在《写在〈坟〉后面》里的说法，“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11〕这是血的历史的思想结晶。这同时也是现实的思考：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大分化，鲁迅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与选择。因此，我们可以说，1927年10月4日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不久，即在各大学做《关于知识阶级》(10月25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2月21日)等演讲，都是别有一种意义的，甚至可以说鲁迅的“最后十年”正是由此而开始的。
鲁迅关于“真的知识阶级”的论述还有几点也很值得注意。他qiáng调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同学们可能还记得，鲁迅曾将“伪士”归结为“挚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他还指出那些“做戏的虚无党”其实都是些“行私利己”之徒;而“革命的伪士”尽管做出种种“急进”的姿态，骨子里却是“个人主义的论客”〔12〕：而现在鲁迅又qiáng调真的知识阶级必然以追求真理与普通民众的利益为指归，“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这就再一次以是否超越个人私利为区分真、假知识阶级的重要标准，这是耐人寻味的。正因为真的知识阶级惟真理为所求，他们必然是有所坚守的，他们的思想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所发展，但绝不可能“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鲁迅提醒人们注意：那些“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的人，是“冒充的知识阶级”，“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这又是区分真、假知识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准。
鲁迅说：“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这就说到了真的知识阶级的命运。如鲁迅所说，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有着巨大的社会承担，即我们在前几讲所说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仅只“热闹”而已;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早已说过，“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廖廖”。〔13〕这就决定了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不仅要因自己的永远的批判立场而承受永远的外在压迫，而且要因不被社会以至民众理解而忍受孤独，而所有的外在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不断追问与质疑自身选择的意义和价值。而这样的质疑是十分彻底的，即使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痛苦，鲁迅也没有把它神圣化(人们在孤独中是很容易把自己的痛苦神圣化的)，他qiáng调“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也是一种jīng神病态，他是期待着“20世纪初叶青年”，能够有一个“新的境遇”，“造成新的局面”的。——尽管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鲁迅当年的期待，反而更有渺茫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