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首先关注的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结构。早在1927年鲁迅就在《再谈香港》一文中这样描写他所看到的香港社会：“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gān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21〕以后他又在1929年所写的《现今的新文学概观》里如此写到他眼中的“上海租界”——
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22〕
我们在第十一讲中曾经谈到，鲁迅曾在《灯下漫笔》里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级制度：“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nüè，但也可以凌nüè别人”〔23〕;现在他在中国的现代都市社会里又发现了新的圈子型的等级制度的再生产，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由这样的上海租界的社会结构，引发出了对文学发展的一种结构的揭示：“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24〕这里仍然是以某一外国作家为中心，存在着某种依附的关系。——鲁迅是主张对外国文学实行“拿来主义”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拿来”必须是“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如果变成一种顶礼膜拜，一面附骥于洋人，一面又以此炫耀于国人，那就形成了一种文学的等级关系。
在鲁迅看来，对西方的这种依附是全面存在的。在著名的《“友邦惊诧”论》里，他这样揭示中国的政治结构——
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25〕
这里所说的“党国”正是准确地概括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权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本质。而“党国”尽管有着表面的独立，实际上却是依附、听命于“友邦”即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这样，鲁迅在30年代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中都发现了一种“半殖民性”。这就是说，中国3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半殖民地化”相伴随的：对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生产出了许多新的社会典型。
首先是“西崽”。鲁迅在《“题未定”草(二)》里，专门为其画像。鲁迅说上海滩上洋人的买办、租界上的巡捕的可恶并不在于他的职业，而在其“相”。“相”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他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huáng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所以鲁迅说西崽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其实质是依附于东西方两种权势，因此是双重奴才，却以此为资本，把同胞趋为奴隶，这正是西崽的可恶、可憎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特意qiáng调，这些西崽虽然吃洋饭，却迷恋传统，“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26〕鲁迅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所看到的是新旧两种文化的杂糅，新的奴役关系中依然保留与发展着旧的奴役关系。鲁迅站在“群华人”即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上，他就发现在现代中国社会里，中国人受到了三重压迫：既是中国传统势力、传统统治者的奴隶，又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者的奴隶，还是依附于二者的西崽的奴隶：这三重奴隶状态的发现是触目惊心的。
上海滩上还滋生着“洋场恶少”。鲁迅说他们虽是文人，但在文学论争中从不说出“坚实的理由”，“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27〕这就颇有些流氓气了。鲁迅曾这样刻画上海滩上的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jian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rǔ，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dàng的qiáng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28〕可见上海流氓也是既以传统为靠山，又以洋人的“章程”为依托的，而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维护现存“秩序”。所以鲁迅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29〕这样，“流氓文化”也就必然构成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说其特点是将“中国法”与“外国法”集于一身，可以说它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恶俗的部分的一个恶性嫁接。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这与我们刚刚读过的《关于知识阶级》里所说的“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是颇为相似的：“伪士”总是有股流氓气。而流氓文化的最大特点也就是无理论、无信仰、无文化，“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算完事”。〔30〕所以，流氓文化的“横行”本身就标示着社会的腐败、无序与混乱，这其实是一种“末路现象”，如鲁迅所说，“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làng一chuī，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也还是鲁迅说得好：这样的“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31〕
而作为一个彻底的批判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最大特点，还在于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最终都要归结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审视。
于是，他发现了“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年来人们关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谈了很多，却忽略(甚至是回避)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实质性的分歧：梁实秋公开鼓chuī“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生活争斗的手段”。〔32〕在鲁迅看来，这种将资产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说教，正是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蓄意欺骗：“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就制造了一个虚幻的“假相”，人们一方面怀着“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幻想，“安分地去耕田，种地，挑大粪”，一面视与自己处于同一地位、“同在爬”的阶级兄弟为“冤家”，互相排挤、倾轧，“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地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33〕：如我们在第十一讲里所分析，这表明“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资产文明”的名义下继续排下去，鲁迅又发现了新的压迫与奴役关系的再生产，这自然是他所不能接受，并必要加以揭露与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