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样的为新的奴役制度的辩护，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绝非个别的存在。鲁迅在一篇题为《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的杂文里，就揭露了这样一种“高论”：“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在鼓chuī一种“有理的压迫”，而所谓“有理”就是要求被压迫的工人“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34〕这样的辩护士自然是资本家求之而不得的了。因此，当鲁迅从与梁实秋的论战中，提升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概念时，他已经超越了梁实秋的个人性，他所面对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典型：凡是为新的资本奴役制度辩护，将其合理化、美化的知识分子都在其中。而“乏”正是中国的这些辩护士的特点：他们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理论，既无力做学理的辩解，就只有借助于权势者的权力gān预来剥夺论战对手的话语权，从而“不战而胜”。——当年梁实秋就是这么做的：他在论战中，首先暗示对方是“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到××党去领卢布”的;而在3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这些罪名都是可以置对方于死地的。在思想论争中，不做学理的辩驳，而想借助权力的“一臂之力”，以“济”自己批评之“穷”，在鲁迅看来，这就是“乏”。〔35〕
这里所提出的正是知识分子与权力者的关系问题。这也是30年代鲁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在写于1931年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指出：“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36〕这就是说，“做皇帝做得牢靠”的时候，就要求知识分子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帮闲”;“做倒霉的时候”，遇到了统治危机，就希望知识分子出来“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37〕但鲁迅说，帮忙与帮闲都是要有“本领”的，“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鲁迅因此而感叹：“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38〕
鲁迅还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官的帮忙、帮闲、帮凶”，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宿命，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机：在20世纪初，鲁迅即已发出片面地追求物欲，可能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的警告，而夸大“众治”的力量，也会产生新的危险;现在，在30年代一切都商业化、大众传媒笼罩一切的现代社会，以及将“大众”神圣化的时代新cháo中，鲁迅又看到了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闲”的陷阱。〔39〕
因此，对这三种类型的“帮忙帮闲”的批判，就成为鲁迅30年代文化批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在京、海派之争中，鲁迅即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40〕而且鲁迅还发现了二者的合流，即所谓“京海杂烩”。鲁迅分析说：“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起，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41〕这背后显然有商业文化的操作，鲁迅对此也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他在很多杂文中，都揭示了在商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支配性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出版、学术、文艺、教育……界的种种“奇闻”。这里姑且抄录几段——
(《文人无文》)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42〕
(《“商定”文豪》)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
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还有一法是结合一套脚色，要几个诗人，几个小说家，一个批评家，商量一下，立一个什么社，登起广告来，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结果也总可以封定一批文豪们，也是一种的“商定”。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43〕
(《各种捐班》)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学者文人也不会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卖现钱，古董将来也会有洋鬼子肯出大价的。这又叫作“名利双收”。不过先要能“投资”，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学士也就不大值钱了。〔44〕
以上这些“无文的文人”、“商定文豪”、“捐班学者”……都是上海滩上的新的社会典型。
还有《文坛三户》——
(破落户)：他先世也许bào发过，但现在是文雅胜于算盘，家景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见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苦乐，于是真的有些抚今追昔，“缠绵悱恻”起来。……于是他们的杰作上，就大抵放she着一种特别的神彩，是：“顾影自怜”。
(bào发户)：bào发户作家的作品，表面上和破落户的并无不同。因为他意在用墨水洗去铜臭，这才爬上一向为破落户所主宰的文坛来，以自附于“风雅之林”，……(但)bào发户之于金钱，觉得比懒态和污渍更有历史的甚深的意义。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bào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所以那些作品，即使摹拟到和破落户的杰作几乎相同，但一定还差一尘：他其实并不“顾影自怜”，倒在“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