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这个倾向尤为显著。这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
智，调和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
碍。此刻现在中古圣徒遍于目前，欲找寻此种思想盖已甚难，其殆犹求陶渊
明颜之推之徒于现代欤。”
以上都是我对于新文学的散文之考察，陆续发表在序跋中间，所以只是
断片，但是意思大抵还是一贯，近十年中也不曾有多大的变更。二十一年夏
间的北平辅仁大学讲演即是以这些意思为根据，简单地联贯了一下。《中国
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中云：
“对于这复古的风气揭了反叛的旗帜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
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们是万历朝的人物，
约当西历十六世纪之末至十七世纪之初。因为他们是湖北公安县人，所以有
了公安派的名称。他们的主张很简单，可以说和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差不多。
所不同的，那时是十六世纪，利玛窦还没有来中国，所以缺乏西洋思想。(他
们也有新思想，乃是外来的佛教，借来与儒教思想对抗。)假如从现代新文
学的主张要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影响，科学哲学以及文学各方面的，那便是
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变迁的看法，较诸现今的谈文
学的人或者还要更清楚一点。理论和文章都很对很好，可惜他们的运气不好，
到清朝他们的著作便都成为禁书了，他们的运动也给乾嘉的文人学者所打倒
了。”
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
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
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
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关于言志派我在《中国
新文学的源流》第三讲中略有说明云：
“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
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来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文学。例如《诗
经》上没有题目，《庄子》有些也无篇名，他们都是先有意思，想到就写下
来，写好后再从文章里将题目抽出的。赋得的文学是先有题目，然后再按题
作文。自己想出的题目作时还比较容易，考试所出的题目便有很多的限制，
自己的意思不能说，必须揣摩题目中的意思，如题目是孔子的话，则须跟着
题目发挥些圣贤道理，如题目为阳货的话，则又非跟着题目骂孔子不可。”
末了这几句话固然是讲做真八股者的情形，但是一般的载道派也实在都是如
此。我这言志载道的分派本是一时便宜的说法，但是因为诗言志与文载道的
话，仿佛诗文混杂，又志与道的界限也有欠明瞭之处，容易引起缠夹，我曾
追加地说明道：
“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这里所说即兴与赋得，
虽然说得较为游戏的，却很能分清这两者的特质。重复地说，新散文里这即
兴的分子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前一期的新文学运动即公安派全然相
同，不过这相同者由于趋势之偶合，并不由于模拟或影响。我们说公安派是
前一期的新文学运动，却不将他当作现今新文学运动的祖师，我们读公安派
文发见与现代散文有许多类似处觉得很有兴味，却不将他当作轨范去模仿
他。这理由是很简明的。新散文里的基调虽然仍是儒道二家的，这却经过西
洋现代思想的陶熔浸润，自有一种新的色味，与以前的显有不同，即使在文
章的外观上有相似的地方。
我不讳言中国思想里的儒道二家的基调，因为这是事实，非言论所能随
便变易，我也并不反对，因为觉得这个基本也并不一定比西洋的宗教思想坏，
他更容易收容唯物的常识而一新其面目，如我们近来所见。我常想儒道法实
在原是三位一体，儒家一面有他的理想，一面又想顾实行，结果是中庸一路，
若要真去实行，却又不能不再降低而成法家，又如抛开实行，便自然专重理
想而成道家了。这在当初创始的都是高明的人，后来禁不起徒子徒孙的模拟
传说，一样地变成了破落户，其间也有陶渊明颜之推等人能自振作的，实际
已是江河日下之势，莫可挽救了。外来的思想也曾来注灌过，如佛教是也，
这原是伟大的思想，很可以佩服的，可是他自成一统系，他的倾向又比道家
更往左走，他的影响好容易钻到文学里去之后，结果只有两样，这如不是属
于宗教类的佛教文学，那就是近似道家思想的一种空灵作品而已。公安派的
文学大约只做到这里，现在的要算是进一程了。为什么呢?这便因为现在所
受的外来影响是唯物的科学思想，他能够使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切实地淘炼
一番，如上文说过，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
成功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论
理，这应该是中国现文坛的普遍的情形，盖中国向无宗教思想的束缚，偏重
现实的现世主义上加以唯物的科学思想，自当能和合新旧而别有成就。事实
却不尽然，没有能够抓得住这二者的主脑，也没有能够把他们捏作一团，那
么结果不是做出一篇新的土八股便是旧的传教的洋话。这也正是无怪的。过
去的时间的力量太大了，现在的力量又还太短，虽然期望好文章的出现也是
人情，然而性急也无用处，还只好且等待着耳。
对于新文学的散文我的意见大抵就只是如此，要分时期分派别的讲我觉
得还无从说起，从民六到现今还没有二十年，何况现在又只以前十年为限呢。
我看文艺的段落，并不以主义与党派的盛衰为唯一的依据，只看文人的态度，
这是夹杂宗教气的主张载道的呢，还是纯艺术的主张载道的呢，以此来决定
文学的转变。现在还是混乱时期，这也还难说，因为各自在那里打转身，似
乎都很少真是明确态度。我是这样看，也就是这样地编选。我与郁达夫先生
分编这两本散文集，我可以说明我的是那么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只凭
主观偏见而编的。这一册里共计有十七人，七十一篇。这里除了我与郁先生
约定互相编选之外，其馀的许多人大都是由我胡抓瞎扯的。关于这些人有几
件事应得说明，今列记于下：
一、有四位已故的人，即徐志摩，刘半农，刘大白，梁遇chūn，都列在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