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又《艺术与生活》里二十篇，但此外散乱着的还有好些，今年暑假中发
心来整理他一下，预备再编一本小册子出来。等到收集好了之后一看，虽然
都是些零星小品，篇数总有一百五六十，觉得不能收在一册里头了，只得决
心叫他们“分家”，将其中略略关涉文艺的四十四篇挑出，另编一集，叫作
《谈龙集》;其馀的一百十几篇留下，还是称作《谈虎集》。
书名为什么叫做谈虎与谈龙，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理由是很简单的。
我们(严格地说应云我)喜谈文艺，实际上也只是乱谈一阵，有时候对于文
艺本身还不曾明了。正如我们著《龙经》，画水墨龙，若问龙是怎样的一种
东西，大家都没有看见过。据说从前有一位叶公很喜欢龙，弄得一屋子里尽
是雕龙画龙，等得真龙下降，他反吓得面如土色，至今留下做人家的话柄。
我恐怕自己也就是这样地可笑。但是这一点我是明白的，我所谈的压根儿就
是假龙，不过姑妄谈之，并不想请他来下雨，或是得一块龙涎香。有人想知
道真龙的请去找豢龙氏去，我这里是找不到什么东西的。我就只会讲空话，
现在又讲到虚无飘渺的龙，那么其空话之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
《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我本不是什么御史或监察
委员，既无官守，亦无言责，何必来此多嘴，自取烦恼。我只是喜欢讲话，
与喜欢乱谈文艺相同，对于许多不相gān的事情，随便批评或注释几句，结果
便是这一大堆的稿子。古人云，谈虎色变，遇见过老虎的人听到谈虎固然害
怕，就是没有遇见过的谈到老虎也难免心惊，因为老虎实在是可怕的东西，
原是不可轻易谈得的。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
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变之虑，这是我所以集名谈虎之由来，
此外别无深意。这一类的文字总数大约在二百篇以上，但是有一部分经我删
去了，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
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
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
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
目无书了。
《谈龙》《谈虎》两集的封面画都是借用古日本画家光琳(Korin)的，
在《光琳百图》中恰好有两张条幅，画着一龙一虎，便拿来应用，省得托人
另画。——《真谈虎集》的图案本来早已想好，就借用后《甲寅》的那个木
铎里huáng毛大虫。现在计划虽已中止，这个巧妙的移用法总觉得很想的不错，
废弃了也未免稍可惜，只好在这里附记一下。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周作人于北京苦雨斋。
□1927年
11月刊《文学周报》5卷
14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龙集》《谈虎集》
谈虎集后记
费了好几个礼拜的工夫，把这一百三十篇文章都剪贴好，校阅过，《谈
虎集》总算编成了，觉得很是愉快，仿佛完了一件心事。将原稿包封，放在
一旁之后，仔细回想，在这些文章上表现出来的我的意见，前后九年，似乎
很有些变了，实在又不曾大变，不过年纪究竟略大了，làng漫气至少要减少了
些罢。我对于学艺方面，完全是一个“三脚猫”，随便捏捏放放，脱不了时
代的làng漫性，但我到底不是情热的人，有许多事实我不能不看见而且承认，
所以我的意见总是倾向着平凡这一面，在近来愈益显著。我常同朋友们笑说，
我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虽然我所根据的不是孔子三世孙所做的哪一部
书。我不是这一教派那一学派的门徒，没有一家之言可守，平常随意谈谈，
对于百般人事偶或加以褒贬，只是凭着个人所有的一点浅近的常识，这也是
从自然及人文科学的普通知识中得来，并不是怎么静坐冥想而悟得的。有些
怀旧的青年曾评我的意见为过激，我却自己惭愧，觉得有时很有点像“乡愿”。
譬如我是不相信有神与灵魂的，但是宗教的要求我也稍能理解，各宗的仪式
经典我都颇感兴趣，对于有些无理的攻击有时还要加以反对;又如各派社会
改革的志士仁人，我都很表示尊敬，然而我自己是不信仰群众的，与共产党
无政府党不能做同道。我知道人类之不齐，思想之不能与不可统一，这是我
所以主张宽容的理由。还有一层，我不喜欢旧剧，大面的沙声，旦脚的尖音，
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乱滚，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
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
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老
实说我多看琵亚词侣的画也生厌倦，诚恐难免有落伍之虑，但是这也没有什
么关系，大约像我这样的本来也只有十八世纪人才略有相像，只是没有那样
乐观，因为究竟生在达尔文、茀来则之后，哲人的思想从空中落到地上，变
为凡人了。民国十年以前我还很是幼稚，颇多理想的、乐观的话，但是后来
逐渐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价，《寻路的人》一篇便是我的表白。我知道
了人是要被鬼吃的，这比自以为能够降魔，笑迷迷的坐着画符而突然被吃了
去的人要高明一点了，然而我还缺少相当的旷达，致时有“来了”的预感，
惊扰人家的好梦。近六年来差不多天天怕反动运动之到来，而今也终于到来
了，殊有康圣人的“不幸而吾言中”之感。这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
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
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
——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中国如想好起来，必须立刻停
止这个杀人勾当，使政治经济宗教艺术上的各新派均得自由地思想与言论才
好。《孟子》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句老生常谈，到现在
还同样地有用。但是有什么用呢?棒喝主义现在正弥漫中国，我八九年前便
怕的是这个，至今一直没有变，只是希望反动会匿迹，理性会得势的心思，
现在却变了，减了，——这大约也是一种进步罢。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岂明。
□1928年
1月刊《北新》2卷
6号，署名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