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大声问：“你来gān什么?”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gān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gān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guī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进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来，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上了，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候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15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一元五角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嘛!”
那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毕，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第46章 陈染：渐行渐远
多年之前的某一个清晨，天气已凉，我去出版社的路上，秋风打透毛衣浸在肌肤上，感到一阵阵寒气。我骑着脚踏车，机械而重复地转动，神思却随着向前滚动的车轮往回倒转——那时，我从澳洲返回北京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我在这条路上无数次往返，街景和路边的树木、草丛、商店我已经熟悉得对它们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在我的肢体安于我所熟悉的街区的同时，我的心却那么不安分地寻找着新奇，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种徒劳的努力。我的双脚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拒绝我的过于冷峻、自省的理智，本能地寻找着什么。
从我家到出版社只有10分钟路程，我的思路来不及在任何一个点上延伸进去，腿已经迈进编辑部四敞大开的房门。我的脸上随即也换上一种身置公共场所的那样一种千篇一律的礼貌、平庸，把自己思想里任何一个小角落的与众不同、格格不入全都掩埋起来。平庸不等于平凡的人群里不能容忍不平庸。不平庸就是骄傲，而骄傲的人总是要受到指责的。早在19世纪叔本华就说过：只有自己没有足以自傲之物的人才会贬损“骄傲”这种品德。当谦虚成为公认的好品德时，无疑世上的庸人就占了很大便宜，因为每个人都谦虚，世人便都类似了，这是何样的平等啊!
我早已懂得，外部生活与内心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那天，编辑部里正在传阅《联合报》，当报纸上的文字刺目地闯入我的眼帘时，我一下子被震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中国大陆朦胧派诗人顾城在新西兰奥克兰市威赫克岛上用斧头砍死自己的妻子谢烨，然后在门前的树上自缢身亡。报纸的大标题下边是一幅顾城的照片，他头戴一顶白布帽，神情是他惯有的那种忧郁，让人看了仿佛是他自己正在给自己祭奠。那照片上的眼睛一如几年前我见到的一样，黑大而茫然，我仿佛看见他那双很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纤纤的瘦手指固执地比划着他脑子里的那些怪念头。这形象无论如何无法和报纸上的文字对应起来。那文字好像蓄有qiáng大的电荷，几次都把我落在上面的目光击开，使我无法与之对视。
这血腥而疯狂的结局是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的。但我除了震惊却无一句话可说。死了就是死了，他这样选择了结局就是这样的选择!我不想对此评头品足。若是我，也许会找个没人地方，谁也不打扰，谁也不伤害，自己解决了自己。也许，只对最亲密的人说一声：就当我出远门了。然后离开，非常简单。
死亡这个词藻，在我的心目中，从来不是一种话题，不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事物，它只是一个不轻易去碰的到此为止的黑色行为。也许是我过于珍视这个字眼的庄严，所以我在以往和任何公众的jiāo谈中，一向对此缄口不言。回想起来，只在最亲密的人面前，在绝望不堪的软弱之时，曾流露过谈论这个词的念头。
有一天，在餐桌上，我并不感到饿，也并不感到咀嚼的香甜，但仍然麻木而惯性地吃着。正是深秋的傍晚，房间里的暖气还没有来，餐桌上的那盏小灯昏昏沉沉，时间仿佛凝固一般，我的脑子却活跃地转动。桌上的食物很快就凉了，láng藉凌乱。我想，人生不过如此，到最后不过就像这桌残羹剩饭，乏味而无所欲望。
风风雨雨几十年，对于人世间的任何一种分别死亡只是各种各样的分别里的一种形式都已不再有早年那种“我拒绝接受这个事实”的大呼小叫。再见就再见，永别就永别!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不变的。
就在那天的晚饭桌上，望着一桌渐渐冷却的餐食，脑子里闪电般胡思乱想着。忽然，我对着母亲说：“再过两小时就要被枪毙，如果是这样，这两个小时您准备做什么?”
母亲先是一愣，然后慢慢转过神来，“神经病!”她说。
我说：“想想总可以吧。”
果然，母亲就认真地想起来。
“那么，是枪毙我还是枪毙你?还是两个都枪毙?”她问。
“我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别那么具体。”我说。
“不具体怎么想呢?”
“那好。比如，就枪毙我吧。”
我说着，心里已经迅速地周转起来：有两三个长电话要打、有两三个文件要写、关于我的书稿文字的版权和属于我私人的遗产、以及告别等等。
母亲想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你为什么会作这种设想?!
我意识到问题严重，改口说，我只是随便一说。
但我知道这是不可以“随便一说”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这样：死，是对爱我的人的一种背叛。我不知道我能否有一天，冷酷地面对最亲密的人说出：我只是我自己的!
尽管我一向喜欢探索一切不可能的和禁忌的事物，爱好古今中外的怀疑主义哲学和离经叛道的学说，尽管自缢死亡这个黑色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但我从来不把它仅仅视为哲学问题，也缺乏对它更深入的探索。因为探索再向前迈进一步，那么任何结论都将由于死亡而中断、而消逝。
死去的已经死去，我怀念他们!而生活，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