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网友盛赞《天下兄弟》能评上矛盾文学奖，不过还有一个网友提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这部小说存在一个致命伤，就是我国法律禁止健康人眼睛捐献眼角膜。您在创作的时候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答：评不评奖，我没有过多的考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只要读者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至于小说中刘树捐眼角膜的细节，我没有从法律的角度考虑，只是从人的情义出发，觉得当大哥的刘树就应该为弟弟捐出眼角膜。艺术永远高于生活。
问：文坛上给您定位在“军旅作家”，部队大院给您的写作带来多大的影响?以后的创作会改变方向吗?
答：任何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对他的写作都很重要。自己的出身和成长过程，无疑也影响到了我的创作，我的笔触和描摹的情感，自然不自然地会涉猎到与军人有关的故事，这很正常。以后的创作方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把心贴近生活，用积极的姿态热爱生活、感受生活，然后去认真地创作。
问：您的下一部作品有计划了吗?我们拭目以待，祝您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军旅题材的作品。
答：一部新长篇刚刚完成，叫《火红的青chūn》，年底将会和读者见面。
第68章 栗振宇和石钟山的对话
石钟山(以下简称“石”)栗振宇(以下简称“栗”)
在目前和我有联系的作家当中，石钟山先生不但是联系最早的，也是联系最多的一位。几年前，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全国热播的时候，我和他通过一次电话。而此后的第二次通话，却又隔了一年之久，没想到电话接通后，石先生很快就说出了我的名字。此后，由于写作上的事情，我经常打电话去找他，电话中，石先生不但对我提出的问题，耐心细致地作答，而且对我的学习乃至文学理想，都仿佛对待自己的亲弟弟般关心。而其实，石先生两年多中，从来不曾与我谋面。石先生待人之宽厚、热情可见一斑。直到几个月前，我终于有机会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对我关心备至的作家、朋友和老师。
石先生的作品，如同他的为人，充满着浓厚的东北气息。豪慡却不失机智，粗犷却不乏细腻。他对人性的理解，对于文学的观念，对于生活的透悟，都始终洋溢着他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他对于英雄的观点，更让我深深感受到这位作家涌动在内心的创作激情。
人是生活的主体
栗：在您晚近的作品中，我比较关注你对旧女性的塑造，如《快枪手》中的秋jú、《关东镖局》中的杨四小姐、《横赌》中的文竹、《关东女人》中的麦花、《角儿》中的chūn芍等，这些人物各有个性，几乎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东北旧女性的画卷，但同时我总觉得你在她们身上又都倾注了大致相同的气质，是这样吗?如果是，那么这个气质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把视角停留在她们身上呢?
石：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些旧女性身上的特征是东北女性身上最具共性的东西。创作离不开生活，另外在我的潜意识里，也欣赏或同情这样的女性。她们的爱与恨，她们的幸与不幸，同时也是我对待生活的感受和看法。当然，在这些小说里还有那么多个性鲜明的男人，这些人物是我在创作中放大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和这些女人组合在一起才是一台jīng彩的演出。一台戏有众多角色，仅靠主角出彩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配角也出彩，这才是完满的一台戏。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大都是男人，但读者往往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这些不同命运的女性，往往配角qiáng大了，才能突出主角的色彩和力量。这是写作上的着色问题。
栗：从您的作品看，您塑造的人物类型非常多，有和平年代的老军人、战争年代的军人、现代机关工作人员等等，请您谈谈对于“把人当人来写”这句话的理解?
答：把人当人写这句话，我想是对待人生的态度。我们都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但人又是什么，又有多少人能讲得清楚?说清楚的事便让文学去说，文学是最模糊、也是最接近复杂人生的一种再现生活的方式，文学即人学，这道理我们都懂。反过来说，典型的人学也是最好的文学。文学应该关注人的本体，否则文学会死路一条。当然，这种关注取自于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你对生活冷漠，生活就会严肃;你对生活微笑，生活就还给你一缕阳光。毕竟人是生活的主体。
栗：您曾经在被采访时谈及自己对于写当代军人时的困惑，你认为自己产生这种困惑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打算写写当代军人?
石：当代军人的困惑主要原因就是价值体现问题，这不仅是军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军人是什么?答案大家都清楚，军人是为了战争而特有的这么一个群体，战争是为了和平。有了军人才有了和平，和平时期的军人无法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一对矛盾和困惑。建国以后，志愿军出兵朝鲜然后是中印边境的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南疆战事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军人的地位在国人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进入80年代后，军人的价值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军人的矛盾和困惑也就因此而生。
当代军人的作品我写了不少，长中、短篇都有，只是没有引起读者足够的重视，因为和平时期的军人不具备军人的典型性了，能引起轰动的因素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作品很难写，也费力不讨好，但我会一直关注着军人的当代生活。
不刻意追求一种风格
栗：从“激情系列”到“土匪系列”，在阅读了几十部您的作品后，我想大致概括您作品的风格：特征明显的人物性格、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gān净利落的语言、真情洋溢的情感基调，不知道这样概括准不准确?或者说，在实际的创作中，您追求的是什么样的风格?
石：创作中题材的广泛是为了变换视角，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我们各阶层的人，在创作上也是尝试着换一种口味，就如同我们的胃口，同一道大餐吃多了，也有厌烦的时候，当然也是为了唤发创作激情。但这种题材的变化和自己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我第一次转业后，当过公务员，gān过电视编导，一切从生活出发，有了生活，有了感悟，自然就有了创作上的冲动。
在创作中刻意追求一种风格肯定会是失败的，应该说你适应什么样的风格。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决定了一个作家的风格。风格是在作家的创作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这是很深刻的哲学命题。对人来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话同样适合作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家的风格也是这样，说模糊点是天注定的。但主宰我们生活的是人而不是天。
栗：读您的小说相对比较轻松，我觉得这主要归因于您对语言的运用和流畅的结构安排，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二者与主题的关系?
石：我一直认为小说一定要好读，好读的小说并不是削弱思想。文学就是文学，不要给她qiáng加上许多她承受不了的东西，比如哲学、文化等等。文学即人学，把人写透了，自然就有了百味人生。人生又是什么?任何一个哲学命题都是人生的命题。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探讨人的灵魂更深奥的东西了;而文学就是探讨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她和宗教不同的一点是，她演绎的是过程，而宗教告诉我们的是结果。把文学想透了，把人生想明白一些，就一知半解地知道文学应该往哪里去了，她要gān什么、怎么gān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以为，小说一定要好读，在好读中把你对生活和人的理解传达出来，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