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刚才他们用消毒水喷走廊，呛得我直咳嗽。”菲利克斯吸吸鼻子，不好意思地揉着后脑。
“你真是个战场上的意大利人！”阿历克斯火冒三丈，恨不得将这个累赘当场掐死。
七.
火柴的亮光一闪即过，在暮色中显得美艳温暖。艾伦。杜勒斯将他那根著名的英式直杆烟斗含在嘴里，满意地喷出一口烟雾。“阿尔德里希，波兰那边怎么样了？”
“下午两点的时候阿历克斯发来一次电报，目前为止一切正常。”埃姆斯中尉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张纸条，放在情报局长的办公桌上。
杜勒斯将纸条拿过来，将眼镜推到鼻尖上仔细看了看，凑在烟斗上点燃。“唔。”他挥手示意华盛顿情报站的通讯处中尉坐下。“喝红茶的话，自己倒。”
中尉紧张地伸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他知道这位在二战情报战场上打拼过的局长大人每次思考的时间越长，提出的问题或建议就越难对付。“阿历克斯——”
杜勒斯举起一根手指左右摇晃，打断了他。“这里面有个熟人与我们作对。”
“您是指马克西姆。马克西姆耶维奇。伊萨耶夫？”
杜勒斯点了点头，望着天花板继续大口地喷出烟雾。“伊萨耶夫——施季里茨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也是一个很棘手的家伙，他已经将我们摸透了。中国的军事家孙子说过，同时知道对方的情况和自己的情况，才会在军事行动中获胜。而伊萨耶夫，就是一个足以获胜的人。”
中尉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又推了推眼镜。“所以阿历克斯……”
“阿历克斯是个好小伙子，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我也知道。”杜勒斯和蔼地笑笑，用烟斗的直杆部分指了指埃姆斯中尉。“但你没有必要为阿历克斯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他在这次计划中只是执行者之一，不是任务负责人。”
中尉知趣地没有说话，他知道他此时完全没有插嘴的资格。任何组织的内部都随时伴随着权力斗争和派系排挤。杜勒斯先生已经是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了，或许在这个位子上最多只能再待三四年，在这三四年内他必须为自己选好继任。情报机构与政治党派完全不同，在一个情报机构内永远不会有光鲜明亮的竞选。演讲、和支持者握手、亲吻婴儿。只有少数几个人的寡头会议，从几个心狠手辣缺乏人性的候选人之中推举出最缺乏人性的那一个。杜勒斯先生的继任者大概还是会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就和随着他在欧洲战场打拼的那几个情报员之中选出来——他们现在大多是欧洲或东南亚的情报站长或者分局负责人。大多刚过五十岁，正是一个“情报政治家”最好的年纪。
中尉很明白。在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下属单位之一，欧洲分局的负责人麦克尔。马什先生走到怎样的一步关口了。他是在伦敦受的基础培训，虽然与位于维也纳的欧洲分局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但作为分局重要情报员阿历克斯最好的朋友，他还是捏了一把汗。
“当局者迷。”杜勒斯先生充满深意地笑了笑，将烟斗里残存的灰烬磕在烟灰缸里，顺手将茶杯里的残水倒了进去。
麦克尔。马什费力地咽下一个呵欠。夜间火车对于任何旅客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尤其是他这样已经有些上了年纪，又好几天没好好休息的老头子。列车钢轮在铁轨接缝上撞出有节律的咔嗒声，他困得要命，但该死的就是睡不着。
菲利克斯坐在他对面，毫无睡意，灰眼睛明亮得像刚擦过的镜子。“您……”他轻轻地笑了。“其实我也很累，但我睡不着。我一直在害怕。”
“那要不要给你讲个故事？”马什耸耸肩，从西装口袋里取出烟盒。得到对方肯定后自己点了一支香烟，又弹了一支递给菲利克斯。菲利克斯摇摇头，没有接。
“也是在火车上的故事呢。那时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有一次出完任务，从德瑞边境搭火车到柏林。因为任务问题，穿的是便装。路上碰见了两个笨蛋，正好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欧洲的行动小组里的两个家伙。当然了，他们只是小把戏，不认识我。那两个家伙化装成大学生，居然在车厢里就开始谈论政治局势。我故意问他们，假如这车厢里有一个便装的秘密警察怎么办，结果，哈哈。”他停下来。看了一眼旁边年轻人的表情，尴尬地笑了笑。“很没意思是吧，我向来不会怎么讲故事。”
“不是，我觉得……这里面怪怪的。”菲利克斯摇摇头，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甲。“我觉得……我觉得这种话不像是您问出来的。”
马什笑了笑，揉揉年轻人的后脑。“我当年还不到三十岁，也只是和他们开个玩笑而已。”
菲利克斯不相信地摇摇头，转脸看着车窗外黑沉沉的夜。外面偶尔闪过一星灯火，转瞬即逝。
马什手中的香烟燃到了尽头，他无力地将烟蒂按灭在撕开的烟盒纸上。时间就像一面哈哈镜，将过去的事情，无论是美的还是丑的，都扭曲变形。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都特意极力回避某些人的存在，但他们永远在那里，逃不掉，躲不开。他揉揉眼睛，朦胧中那个有一头灿烂金发的年轻人还是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天青色眼睛促狭地眯起来。
只是他的脸色永远那么苍白，怎么叫他，他都不会有回应。他只是那样一个虚飘飘的影子，顽固地存在在时间中不肯死去。马什用力闭了闭眼，幻象消失了。他面前只是一个带着愁容的波兰男孩子，灰眼睛黯淡下去，像天色未朦时候的湖面。
八.
马克西姆。马克西姆耶维奇。伊萨耶夫喜欢在自己书房的壁炉边看窗外的景色。他拒绝了人民安全事务委员会为他配发的高级公寓，而是固执地住在这所1905年建筑的旧房子里。这是属于他父亲的房子，老人在白俄罗斯被土匪绞死时他流下了成年后的第一次眼泪，哭得像个孩子。他在这里结了婚，而他的妻子萨申卡却只能在这里等了他一辈子。最后她身患癌症，呼唤着他的名字死去时，他在美国人的监狱里。他唯一的儿子小萨沙在这里出生，孩子走上了和父亲相同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红军侦查员潜伏在驻布拉格的德军中，却因为通讯信息不确凿，被占领布拉格的红军部队当成德国盖世太保而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