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这样。”他说，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里我们各自转着浓缩咖啡的小杯，他已经改了喝加两块方的奶茶的习惯，“无非是因为我们选定的道路不够笔直，总不能在到达之前先撞上南墙。”
我们又交谈起人生，交谈起大学时在星形树叶下讨论过的抽象话题。“人生从未如我们所设想，正因为如此，无论遇到什么都不是放弃自我的理由。”他说，现在海德堡的曲径换成柏林的大道，军装风纪扣取代圆领角衬衫，语言更为丰富，眼神的复杂却没有掩盖如初的固执。
“庸人往往视妥协为识时务，但是灵魂一旦动摇，人就在岁月流过以前先自暮气沉沉。生命是不必有意义的，但如果相信它的意义，就享有年轻和锐意。”是的，我在很多双眼睛里找到过这种激情，而当这独特的目光交遇，彼此无需多言就能相认。
“那么你呢，比当时多懂得了些什么？”他把目光递给我，这个比我小了近一年的人有时会诘难我的幼稚。
我懂得了抽象信仰在传教者的血肉之躯面前的轻佻。践行理想要越过所有社会皆难避免的圈套、暧昧和倾轧，名之为政治未免独大了政治的肮脏。“如你所料，我为它做了缺德事，”我伸出两只手，好像上面沾满污渍，“但看看那些丢掉了魏玛的社民党，这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
我们默契一笑，收下彼此的和约，找回各执一端而对立，却和平共处的方式。过往数年，正是在这种最深层的认可之上，建立着我们各有所往的人格。
有的人因为心灵上的异构性而无法成为同路人，但无碍于彼此深刻了解，我和那位大学故友就是如此。有人则是在你试图接近时，先已有了另一个与你无关的寄托。
我在来到柏林，初次濒临世界的冷漠时邂逅了一座温暖的屋子。它激起我从未有过的对于“家”的深情。即使那只是一种虚构，此前我过着另一种更为热烈的集体生活，或我本来、至今，都是个更愿死于抽象理想的人。
那座放满柔软靠垫的房屋是他的心灵，我是这位好客主人的常客。但只有被他视为家人，才能在那座温暖的屋子里久住下来，分享他的喜乐，与他生老相依。而失去这层信诺，就失散在世界的仓促当中。二维世界不平行的两条直线必定相交，这在三维世界这就站不住脚，而在四维世界，则是连这两条线本身都可能消失。
死亡会让我再也无法接触到他，而对方的心不在焉或麻木，则是割断联系的更锋利的一柄刀。
我不愿回忆更多，只能信任孤独，告诫自己本身被剥夺的东西不应在别处寻找，否则就是刻舟求剑。此外我所拥有的东西仍然存在，时刻擦去妄想说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它的广大容许亿万种可能，而它的宽容造生亿万种遗憾，人生如此，追袭我每一步的前进。
这番话过于晦涩，只有几个当事人了解其衷曲。但这是我的二十五岁，世界敞开它无所不包的色相，我学着表达我与它的联系，用行动或语言，不以拒绝或否定。今天我想起在柏林的那段流徙而相聚的岁月，就不可遏制地想起这些抽象思辨。
我仍然记得那些谈笑风生的午后。那时我涉世未深，有过偏见与激情，错过一些真理，坚持过不少陋见。他们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世界的另一面，用等量的洞见标明我视野的局限。那些跨越岁月的信任是行动的基石，后来我面对各怀鬼胎的人，在满是异己的狭窄河道里穿游，就凭借这些信任，走出自己的路线。
现在我三十岁，在过早来临的末日回想此前获得的这一切。感谢神灵将我投入这并非多好的时代。我加入某个拥有共同信念的组织，拥有另一种更小但更紧密的私人关系，十年的狂热和轻信没有夺去我，因为如果我的朋友尚未使这个冥顽的灵魂懂得何谓正确，至少也纠正过他的谬误。
人们在年少时健谈理想，那时一无所有，因而妄言付出。我有过这样空白的激昂，战事未起时曾用各种漂亮的语言宣誓。今天我们要死了，被剥夺荣耀和信念，打碎理想。看着这些残骸时我才知道，我曾经美好而富足。
在世界上走过一圈之后，我一无所有，只是仍记得和挚友的约定。“我们要永远年轻。”他说，现在我们做到了。尽管他在德累斯顿的空袭中生死未卜，我坐在死牢的底部，被外界否定全部的人生，谁也没有对平庸妥协。
所以直到走上绞架的那一刻我也能说，在这个誓言下我走过了全部岁月。这是我的盛年，柏林记下了帝国的罪愆，我们的年华在其中等速流过。
1948年5月15—17日
28.相逢
【原文】
我把朋霍费尔神父的《狱中笔记》合上，跟从狱守走到会客室。去年十二月这本书寄到我手里，现在半年过去，我可以谈谈对它的见解。
编者在这本荷兰出版的反纳粹者的作品里提到，朋霍费尔是军谍局（纳粹德国时期国防军谍报局——编者注）成员，由于持反纳粹见解被盖世太保逮捕，于1945年4月遇害。他在狱中写过几本书，其中就有这本散文与书信集。我曾任安全局与军谍局的联络官，朋霍费尔神父也算我的旧识，依我之见，他实是死于1943年来军谍局与安全局的派系斗争。
我曾经造访过在狱中的他，那时他安详平静，不打算出让自己的立场，也不急于针锋相对。我们在那间僻陋但足以满足思考的狱室里有一席话，关于民族国家，或一些不露报端的政事。“人类不需要超自然的神明，但仍要遵守由施道者设下的秩序。”他抚摸着圣经说起神学，我点点头：“如果把施道者替换为施政者，我们的见解就一致了——您反对的只是当前的执政党。”
他有些愕然地看着我，仿佛尼禄身边不应有神志正常的官僚。我的父亲是一位恪守教义伦理的新教徒，我读书时也曾旁及哲学，何况我身为德意志人，怎会不明白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