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阿本德罗特先生比对加兰先生更为熟悉，他在我家的时间更多，我叫他伊利亚斯叔叔。他风趣幽默，说话时嘴角上翘，倜傥而温和，和加兰先生那张终年结冰的脸对比鲜明。他们毫不相似，然而在这本将死者的遗世之书上，加兰先生用他不多见的流畅笔触写下了他对伊利亚斯的情感。
身为局外人我很难从这篇短小的文章中揣测出一些什么，但比起写于同天的前一篇笔记，《菩提树》的笔触远为平静，希望加兰先生在这篇记叙中，或在伊利亚斯身上获得了安宁。
【原文】
昨天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变成一头美洲狮，它绕着一棵青绿的树走了好多圈，最后挨了上去。美洲狮睡着了，醒来时我觉得好像得到了双份的睡眠。
我在放风时看到了伊利亚斯。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围墙的边沿，那上面浅浅地浮着一些黑色，是巴伐利亚另一侧的山脉。伊利亚斯对着它们发呆了很久，和以前痞痞的样子不同，他站得很直，让我回忆起梦里的那棵树。
我发现它是一棵菩提树，从前伊利亚斯家的窗下，有很多这样的树。那条街的名字也以这些树来命名。它在柏林，在我们离开大学，开始为帝国工作的地方。
那时我23岁，从警卫旗调至安全局[1]，伊利亚斯在《先锋报》当记者，我的另一位好友埃尔文在领袖先生[2]的私人部里写书。柏林是一座喧闹的城市，擦肩而过的路人的脸却像雕像一样生硬，我刚刚脱离集体开始独立生活，有时会因为晚餐吃什么之类的小事而徘徊一阵子。
大约那也是一种较浅层的孤独。或许正因如此，我总是到伊利亚斯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家里蹭吃住。埃尔文有一句话写得花俏，“在柏林最繁华的林荫大道上，菩提树沉默的影子加重了它不肯投入喧嚣的孤独”，我写不出这种词。反正，在伊利亚斯的家里我们吃喝玩乐，三个外地的年轻人就这样打发下班后的时间。
今天我们已经33岁了，当我坐在兰斯贝格监狱的开阔地上看天时，会想起柏林的天际线从来不曾这样空无一物。我记得清晨斜射的阳光会让楼宇显出灰黑坚硬的轮廓，当我回想起这一切，笔下就难得的流畅起来。那些真正经历过、体会过的东西，会成为思维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思维里，有我的菩提树。夏天时叶子沙沙的响声，推开窗户，树木的味道飘进来。我多久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记下了这些味道？后来我很少再到伊利亚斯家和朋友相聚，保密工作让人有诸多避讳，渐次就找不到话题。
再后来我去了东部，回到柏林，奔向莱茵，在战局最坏的时候，以中层军官的身份去为本该由高级将领们操心的事情而奔走[3]。德国的命运就像我们这些被判了刑的人的命运，每一个德意志的城市都在战火中燃烧过，当火焰熄灭的时候，帝国覆灭，我们以罪犯的身份等待不名誉的绞刑。
我们是罪大恶极之人。托世界反法西斯分子的福，今天我又能以海因茨·加兰而不是SD情报官的身份，坐在地上回想菩提树青绿色的叶子了。在监狱里我像个天生天养的动物，只关心吃饭、睡觉和放风。我对此深感惬意。这丝毫不是幻想主义，更不是忏悔后的轻松，直到走上绞架我也会说，从最初到现在我都是个纳粹——从最初到现在我也都眷爱年轻时度过的时光。
于是现在我能够毫无愧疚之心地坐在空地上，畅想监狱里从不存在的自由树木。23岁时我每天在这些树下走来走去，那些树龄很小的菩提站在伊利亚斯家的窗下。十年光阴恍如昨日，那时和现在我都一回头就能看见他，我年轻时的朋友。他和我一样死期将至，但是当我们穿着死囚的衣服向兰斯贝格空洞的天空伸出手时，往日时光就在指缝间重新流淌而过。
1948年11月9日
[1] 那时还没有这个机构名称，但是秘密警察和安全处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2] 时至今日我私下里仍习惯如此称呼希姆莱，在当时和现在这都是一种戏谑，当然这在战犯法庭上会让我被视为死硬的纳粹分子，对此我也不否认。
[3] 那阵子有一拨的中层军官被迅速提拔，比如派普、斯科尔兹尼、盖伦，我也忝列其中。其原因并不全是因为高层将领的战死，而是因为相当多的人都忙于把自己向西方卖个好价钱。
【附录】
门前有棵菩提树，生长在古井边。
我曾在绿荫间做过无数美梦，也曾将甜蜜的诗句刻在树干。
无论快乐还是痛苦，常在树下流连。
今天像往日一样，我流浪到深夜。
我在黑暗中行走，闭上了我的双眼。
好像听见那树叶，对我轻声呼唤：
同伴，回到我这里，来寻找平安！
36.爸爸
【编者注】
最近社会学家和公共人士热衷于谈论纳粹的起源。有人把这场浩劫归罪于某个奥地利艺术落选生的失意或他的梅毒，那么维也纳美院和盘尼西林的发明者都要对历史负责；也有人说希特勒并非独裁者，他只是把德国各派旧有的势力搅成浆糊，他们共同犯下罪行，那么谢世于1945年盟军炮火下的亡灵的远祖们也都生而有罪。
把罪责归于一人或推广至民族全体，只不过是国际间就赔偿问题作的一场文化傀儡戏。如果那十二年里的所有罪责都可以总括为纳粹暴行，就得说清楚这些具体的罪行是怎样犯下的。我们得把目光切到个体的领域，看看纳粹精神怎样寄生于一个个人的思维，从而铸成某个民族或时代的社会共识。如果不找对“病因”，废除普鲁士邦或解散德意志都无济于停止这场“瘟疫”，就像不能用屠杀来解决犹太问题。
如果的确存在纳粹精神的话，加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它怎样在一个德国人的心里扎根，怎样指导他的行为的范本。1933年纳粹上台时刚满18岁，已经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从海德堡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他中断了在当时很有个人前景的化学领域的追求，加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或许当时他真的对国社党的宗旨怀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