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婉贞正在低切跟一对儿女说着什么，大致是些小心翼翼的解释——“你爸爸最近情绪不好，他的心脏病……”宋致白不禁心中苦笑：近几年他的脾气确是变坏了。原本令玫婚后和父母关系有所缓和，当然她的丈夫也不希望真与宋家决裂，因此令玫怀孕生育了儿子云森后，又经常回家来住。宋致白看在女儿外孙份上，对女婿态度尚可。而女婿李敬之立志从政，借了这几年党内拔擢本土“青年才俊”的东风，已经在台南县里参与竞选。于是想说服宋致白动用与高层的关系，帮助自己更上一层楼，却被宋致白毫无余地地拒绝了。
正因为此，令玫未免含怨父亲不通情理，好容易缓和的家庭关系又趋紧张。恰好令琛大学毕业，不久便要去服兵役，李敬之来登门为其送别，见婉贞十分不舍儿子去军队吃苦，笑道：“还好是这两年，蒋公去世后，军队不再整天叫嚷着‘反攻大陆’，比我服役时可要舒服得多了。”令琛正是年轻气盛，听了这话却道：“那倒真没意思了，如果跟学校家里都差不多，可不是白当一回兵——戴伯伯还念念不忘打回大陆去呢。”
由于弟弟戴铭诚的缘故，继承乃父衣钵的戴铭训始终是坚定的反攻派，而令琛自幼和这戴伯伯亲近，很受了些影响，便开始和李敬之滔滔不绝说起军中强硬派的构想，十分的兴奋。李敬之出身本土，又是被简拔的后起之秀，对老一派的固执不以为然，因道：“其实蒋公还在时，大家都已清楚，反攻回去已经不可能了，不过作为三十多年来凝聚意志的手段，不能公开承认罢了——现在谋求对外发展才是正途。”又把话题说到“十大建设”上。令琛道：“联合国都退出了，又和美国、日本断交，如果不反攻，单凭一个小岛怎么能发展？何况西方也在闹石油危机。”令玫这几年在电视台做文编，多的是“内幕消息”，至此也不甘寂寞道：“不过这几年大陆也不知乱成什么样子，听说老资格的实权派也是被大清洗，从政府到军队都乱得要命，工厂停产，官员被揪出来游行，当众‘批斗’都能打死人……”
一旁宋致白脸色已然十分难看，婉贞不断向姐弟两个使眼色，令琛毫无察觉，继续兴致勃勃道：“所以说现在正是反攻的机会——”猛然间“啪”的一声响，三人同时一惊，宋致白面前茶水狼藉半桌，脸色已是十分凝肃：“以后任何政治和军队上的事，不要在家里说，想说的就别再进这个家。”说罢站起身，又对令琛冷然道：“真想打仗，想打自己人，干脆别姓宋——我宋致白养不出自相残杀的儿子来！”
令琛给虽素来听话，也给他刺得满脸紫胀，在姐姐姐夫面前委实难以下台，小声辩解道：“是谁一直想回大陆，打回去正合你的意……”宋致白怒道：“还敢讲！你懂什么叫打仗？！什么叫内战——”婉贞慌忙喝止道：“令琛，不许再顶嘴！快给你爸爸认错！”令琛闷着头一声不响，宋致白把餐巾丢在桌上，冷冷扫了三人一眼，转身而去。身后婉贞低叫了声：“致白！”想来对他也不免埋怨：在她看来，家庭和睦可是头一桩要事，这两年她全部心思都用来调和父女亲子的关系；宋致白却为这样无关紧要的理由大动肝火，实在辜负了她的辛苦努力。
或者是他太过固执，不通人情。在生于和平的青年看来，战争是雪地里的刺蔷薇，血色的浪漫，可以聊做苍白青春里最炫耀奢侈的点缀。他们不能理解战争对于真正经历过的人的意义——特别是内部的战争与动乱，骨肉同胞，乃至深深相爱的人，正站在对面，每一枪一弹都打在自己身上，伤口迟迟不能愈合，残弹深埋其中，只能长年累月地溃烂。
他不能承受有生之年，亲睹这种浩劫重演。哪怕这一生都再也回不去故土。哪怕再也不能见到他。
更何况，那场战争，是他们之间的身别与心离。
民国三十五年，八年抗战后第一个明媚春光，也是风雨再来时最后的平静。
其实也已是危机四伏。之前被国人寄予厚望的重庆和谈并不圆满，国民政府和共军边区小范围的摩擦冲突始终不断，“双十协定”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然而战火才歇，百废待兴，全国上下皆盼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何况这又是同胞内战。国事日露峥嵘，民生亦不安稳：或者是因抗战八年受了太多“损失”，如今还容易战胜还都，官僚皇商们不免拼命找补，各行各业皆是囤积居奇，变本加厉地投机搜刮。再加上国府准备内战，财政吃紧，四大行便大肆发行法币，巨贾奸商又趁机倒卖黄金，导致各大城市生活程度飞涨，简直到了“薪桂米珠”的程度。穷人吃不起饭，小商小铺倒闭破产，满目萧条破败之色，倒比在重庆时还不如——至此国人对于战后和平与繁荣的盼望，就如一场轻薄春梦，无声而又沉痛得破灭在了四月金陵。
最先奋起反应的当然还是热血师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自从昆明师生“一二一”血案之后，尽管政府当局按压得厉害，各地的学生运动反而更是激烈了。央大虽是正在天子脚下，蒋总挂名校长的国府第一高校，明里虽没有大动作，暗中也是湍流汹涌。待到“沈崇事件”一出，师生更是激愤难遏，央大、北大、武大多所学府积极联系，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卖国、反饥饿、反美军暴行”的爱国学潮一触即发。
历来此类运动，政治系都是首当其冲；程慕言又向来是院系里的活跃人物。只是这一遭他却反常地沉默了，负责联络组织的师生也像达成默契似的，每逢要事便不经意般将他回避了。程慕言于惭愧辛酸之余，也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不理自己也好。如果当真还要他参与，又该怎么办？他想象不出，自己如何站在对面，口诛笔伐地去声讨那人——即使宋致白也不过是那边阵营的一分子。他并非不知大义是非，只是一旦牵涉了宋致白，就像一根倒刺扎进血肉里，怎么选择和处置都艰难。
也正因这种尴尬的痛苦，他没法留在学校里，在颐和路的公寓里更是待不住，只能长久流连在书店资料馆。然而市面上早已风声鹤唳，对“秩序”管制得十分严格，书店报摊都有特务监看，不见只纸片语坦言时事，连饭店门口都挂上“莫论国事”的粉字水牌。程慕言翻着图书馆里毛边泛黄的清末旧书，心中不期然想起戴铭诚，只能摇头苦笑：想不到这戴大哥平时见了有说有笑，竟还真有这般捏沙成团、杜口防川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