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的站台已经空了，最后一列火车的汽笛喑哑地鸣叫着，像在催促他。
他站在铁轨旁，眼睛死死盯住道路消失的地方，彷徨不去。
同样留在那里的还有一位老人，双眼在浅淡的灯光下仿佛一对灰色的玻璃球。一个盲人——他想，却礼貌地没有过多询问。
“你或许需要一张毛毯，孩子，”老人说，向他递出一沓叠得方方正正的毛毯，“上车后有可能会冷。”
“谢谢，但我还在等一个人，现在这趟车我想我是赶不上了，也暂时不需要毯子。”
电灯泡在这时微弱地闪了闪。
老人站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两只空洞的眼睛对着他。没有看，只是对着。
“已经没有人了，”老人说，“能回到这里的人已经回到了，没有回来的也不会再回来。”
他微微怔了一下，像受到冒犯一样倏地回过头，呼吸一时间粗重起来。
“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告诉我已经没有人了，你——”明明眼睛瞎了，根本看不到有没有船只靠港。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控，声音硬生生停住，在狼狈中匆匆找回一丝理x_ing和修养，低声接下去，“……您明明看不见，不是吗？”
“你也一样，孩子。”
老人的回答让他整个人懵了懵。
只见老人把手上那张毛毯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安安静静躺着的一块焦黑的铁板——编号R9612。
他茫然地看着，忽然像触电了一样踉跄地倒退了两步。
“在看到这个以后，你的眼睛就已经看不见别的东西，看不见现实了。”
老人这么说。
头顶上悬挂的电灯灯泡发出“呲”的一声，由远及近开始一盏接着一盏熄灭，他身后那条由灯光铺出来的路也一截接着一截被黑暗同化。
他开始急促呼吸，呼吸不过来时一把抓住了自己的领带——他的，又或是Farrier无意中跟他换错的，他早已经分不清楚。灯熄灭的地方，海浪从四面八方奔涌而至，就像那一天在密闭的驾驶舱里汩汩灌进来的海水，要挤出他肺部的最后一口氧气。
老人托着的那块铁板被一道海浪撞掉，沉了下去。
“Farrier！”
他失声叫出来，不顾一切地伸手去抓，而冰冷的海水也和吞没铁板一样将他吞没。
“该醒醒了，孩子，”沉下去的前一刻，他听到盲眼老人说，“该把你的眼睛睁开了。”
◆
Farrier睁开了眼睛，因为他听到了飞机引擎轰轰作响的声音。
那声音把他从断断续续的梦魇中一下子拔起，感觉就像一个人在溺毙前被拎出水面，不由得深深抽一口气。
可事实上这里并没有飞机，当然也不可能有飞机的引擎声——那只是运盐车在铁轨上沉沉碾过去的声音。
他把贴住地面的头稍稍抬起来，眼前一片晕眩，不得不又跌回去，剧烈咳嗽了一会儿，胸膛因为窒息而绷得紧紧的，才发现自己刚刚在仔细辨识声音的时候屏住了呼吸。
是的，这里没有飞机，甚至没有天空。
他已经四年没碰飞机，一年没见天空了。
深埋于地表三百米之下的盐矿和天空没有任何关系，跟所有纳粹用来剥削战俘的工地一样，和自由也没有任何关系。
纵横交错的井巷散发出浓浓的涩味，用木头搭起来的支架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色石盐，一根电线从他头顶拉过去，连接隧道的两端，吊着一只又一只钨丝灯泡。由于战时供电不稳定，灯泡常常忽明忽灭，时不时会发出呲呲的电流音。
“起来！起来！”
党卫军用枪杆抽他的胳膊，骂着脏话。那几句恶狠狠的德语他经过这些年也已经能听懂了。
他一声不吭，咬着牙慢慢将自己从地面上撑起来，擦拭脸上不知道是沾到的还是冷汗干了之后形成的盐渍。
这里是波兰，一个在醒不来的噩梦里苦苦挣扎的国家。
在邻接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地区，喀尔巴阡山下大大小小的盐矿像一座座白色的地牢，不厌其烦地吸食从各个地方运进来的劳动力，为纳粹提供源源不绝的财富和物资。
再过两周，他被转移到这里就满一年时间了。
盐矿的中下层有许多硐室，他和其他人就住在那里面，没有窗，没有床，空气里尽是潮s-hi的咸味，每天都有党卫军早、中、晚三次细细清点人数，而每间硐室里的成员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换一次，杜绝长期接触的可能。盐矿矿道只能通过狭窄的楼梯一级级沿着洞x_u_e向上爬，所有楼梯口都有哨兵把守，出口更是重重戒备，许多人一旦进去就再无重见天日的机会。
他刚刚进战俘营的时候还算是体格比较结实的，现在却和任何一个经历了各种折磨的士兵一样虚弱。
他双手的伤在这几年间渐渐演变成一种慢x_ing病，疼痛也是，简单的动作可以完成，只是无法继续使用精密仪表或机械，力量上也远远不如以前，却并不妨碍纳粹把他当作牲口一样使用。参军前的他也曾经在伦敦街头做过各种各样的体力活，但休息时间和劳动强度却完全无法和现在比，更不会时时刻刻有党卫军在他疲劳至极而昏昏睡去时用枪杆抽醒他。
“你还好吧？”目前和他同住一间硐室的那个美国人压低声音问。
他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他已经几个小时没喝一口水了，喉咙像一片正在经历旱灾而处处龟裂的土地，声带上沾满砂石。如果条件允许，他会尽可能一个字不说。
美国人是一个月前被德军从丹麦海峡附近抓回来的。
美国四年前把一支舰队千里迢迢派到冰岛作为支援，在正式参战后，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把他们的海军主力渐渐拉到远东，这支舰队也跟了过去，只把一部分船舶维护人员留在了欧洲战场。这个倒霉鬼在协助英国舰艇的时候被德国人的一颗鱼雷轰到海里，才被捞出咸腥的海水，又被丢进同样咸腥的盐矿。
德国人把他们和一群法国人、比利时人、波兰人还有苏联人关到一起，美国人只能跟他交流。
“你知道他们——我是说，德国佬——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多久吗？”
直到战争结束，或我们咽气，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来得更快。
他没这么说，而是选择默默摇头，继续将盐矿搬运到推车上。
他现在已经学会分辨一个人到底当没当过战俘、当了多久战俘，从眼睛那里一看便能知道。
美国人以前并没有当过战俘，美国人才刚刚来到这里一个月——所以眼睛里还能找到生机。
而且，还能积极地谈论家人，就像确信双方还能再见面一样。
“给。”
回到硐室后，美国人不知道从哪里偷偷翻出来一根烟，也许是战俘间常常以代替对方劳动来换取所需物品时得到的，香烟是其中最受青睐的一样，此外还有可能换回一件相对干净的衬衫、一条皮带、一把刮胡小刀什么的。
他没有拒绝，微微点了一下头致谢。
他近段时间经常咳嗽——许多长期待在盐矿里的人都会这样。带着卤水味的空气黏糊糊的，一直闻的话就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肺叶，很不舒服。
他需要一根烟，而美国人需要一个打开话匣的机会，否则这暗无天日的地底迟早会让他们崩溃。
美国人一向是滔滔不绝的那个，翻来覆去地讲自己远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太太和两个儿子，讲他在夏洛特开纺织厂的双亲，以及他正在太平洋战场的某个岛屿上和海军陆战队一起围剿日军的哥哥。
而他从不谈论这方面的事。
美国人显然也注意到了。
“你有家人吗？”
“没有，”他回答问题时往往只用那么一两个单词。这次，他用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两个，中间只隔了一口烟，“有。”
美国人似乎被英语语言中最简单的两个词语难住了，茫然地看着他。
“那么？”
那么，Collins的声音在耳畔轻轻响起，你有家人吗？
“什么？”他在酒馆昏暗的灯光下微微侧过脸，挑起一边眉毛。
酒精和周围传来的士兵们的大笑声让他的听觉神经迟钝了不少，不是很确定自己刚刚听到的问题。
坐在他身旁的人似乎有些不自在地挪开了视线。
四月的傍晚，还捎着一丝春寒的空气在这间以工业革命作为主题的小酒馆里稍稍变得灼热。壁炉里的火沉沉燃烧，军官们在装饰着黑色铁管的老式砖墙下一面喝酒一面夹着烟谈论《泰晤士报》上的政治新闻，士兵们更愿意和穿着小碎花齐膝裙的年轻姑娘调情，跳舞，而另一些则围在桌前进行一场愉快的纸牌游戏，时不时可以听到那里传出兴奋的叫嚷声。
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
他已经有些醉了，完全不记得他们是怎么聊起这个话题的。
“那张表格，”半晌，话题的发起人终于说，“前几天上面发下来的关于更新家属联络方式的表格，你填完后忘在了宿舍的桌上，我不小心看见了——不是故意的，我很抱歉。”
他“哧”的一声笑出来，继而摇摇头道：“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看见就看见了，没什么。”
那是他们认识后的第三个月，要在短短三个月内了解一个人的一切并不现实，即使他们是同僚，即使他们是室友，即使他们已经是飞行中队里公认的“最佳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