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ins静静端详了他一会儿，移开目光，不再追问。
反倒是他开始自言自语起来：“我没有家人——如果你是指血缘关系上的家人，我没有，或者说可以当作没有，我自懂事以来就已经住在孤儿院里了。院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战争遗孀。她丈夫1916年在索姆河被德国人的飞机炸成两截，字面意义上的，当场死在壕沟里，孤儿院就是她用抚恤金办的。1932年我最后一次在疗养院里见到她，在她床前对她发誓，‘我要加入皇家空军，当一名飞行员，把敌人所有的飞机都打掉’。她在三天后去世，听说走得很安详。”
Collins听着。
尽管没回应，但他知道Collins一直在听。
“我从不觉得自己不幸，也不觉得这世界亏欠了我任何东西，”他继续说，“我兑现了我的诺言，实现了我的理想，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而且，我也有了新的家人。”
Collins听到这里忽然抬起头看着他，像要在他脸上找寻什么。
而他转过身，把目光投向酒馆里那一群正借着酒兴互相推揉、哈哈大笑的皇家空军，其中有许多人才二十出头，壁炉里的火光给那些年轻面孔以及他们的蓝色制服都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他也和所有人一起笑了。
“你，他们，你们全部，”他仰头喝下一口酒，然后把目光放回到他的搭档身上，“都是我现在的家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见他笑，Collins也笑起来。
对话刚刚开始时的尴尬气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亲昵感。
“你确实很照顾我们，资历比我们深，军衔也比较高，却不傲慢，像一个哥哥那样。”Collins说话的时候笑容还在，但眼睛看住了桌面，“无论是在训练过程中还是在平时，我都觉得……”
话到此处顿了顿。
“觉得你很体贴。”
他当时没有多想，带着一丝醉意笑呵呵地晃着玻璃杯，接上Collins的话：“不止如此，我还记住了我们中队里所有人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即使是亲哥哥也未必能办到，我敢说。”
Collins笑了一声，却仍旧垂着眼睛，没有看他。
“是吗，那我的出生地是？”
“你在英格兰的切姆斯福德出生，但在苏格兰长大——奥斯顿，据说是一个古朴的小村庄，有一望无际的绿野和胖墩墩的绵羊。”
“我的出生日期？”
“六月的第二天。”
他不慌不忙地回答，伸手在他这位搭档的肩膀上拍了拍。
“等那天到了，我们一起出去喝酒。你想喝什么都可以，我买单。”
很意外地，Collins没有立刻回复。有那么一刻他甚至以为自己记错了日期，而对方正在犹豫要不要纠正他。
但那个人却轻轻开口叫了他一声。
“Farrier。”
他下意识抬起双眼，随后微微一愣。
Collins端正地坐着，空军制服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在这样的坐姿下完美地表现出挺拔，一对干净清澈的蓝眼睛笔直地注视他，无声地微笑。由于灯光的关系，那对眼睛看上去和平时所见的晴空颜色稍稍有所不同，像多佛海湾的晚霞落到了里面。头发呈现出暗金色，仿佛太阳的余晖。
“谢谢。”
Collins低声说，并没有指出那句谢谢是在说生日的事，还是在说“家人”这件事。
那时候他听见有什么人在他耳边轻轻擦亮了一根火柴，“嚓”的一下，呼吸像火柴梗那样迅速消失，直到那团小小的火苗一头扎进他的胸膛，把里面沉淀的感情一下子点燃了。
他猛地意识到那是什么，也意识到随之而来的种种可怕后果。
不，他警告自己，不行，绝对不行。
但他的心这一次没有听从他的命令。
自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
香烟烧到了尽头，狠狠烫了一下他的手指。
他倒抽了一口气，手一抖，只剩最后一小截的烟和零零碎碎的烟灰一起摔落在地。
“……好痛。”
“那是当然，”一脸不可置信的美国人上下打量他，像在打量一个初次吸烟的小鬼，“你应该小心些，注意别让烟烧到你的手指。”
不是的。他想，他的双手失去了一半知觉后，手指的末梢神经对疼痛也变得非常迟钝，一根香烟这种程度的灼烧不应该让他觉得痛，何况是针扎一样硬生生直穿心底的痛。
——奇怪。
他突然感到一阵胸闷，皱着眉，死死揪住自己的衣领，像一个得了哮喘的人那样开始大口大口喘气。
跌到地面上的那截香烟发出奄奄一息的火光，在忽明忽暗的电灯下作出最后的挣扎，向上升起一道青色的烟。看上去，简直就像飞机在茫茫海面上坠落后燃烧殆尽的样子。
第三章
飞机在茫茫海面上坠落。其中一边机翼燃烧着，发出奄奄一息的火光，向上升起一道青色的烟。
另外一边机翼c-h-a进浅滩的泥沙里，在汹涌海浪的拍打下一阵摇晃，错位的金属板咣咣作响。
血腥味和海水的腥味混到了一起。
Collins松开控制杆，仰头看着一片暗沉沉的夜空以及夜空下被密集的机枪炮火点亮的浓云漩涡，象征x_ing地张了张嘴，没有声音。无线电归于空白，世界开始在他眼睛里慢慢褪色。
六月的雨一颗颗接二连三地扫到已经碎裂的顶盖玻璃上。
六月的第二天是他的生日。
他有三个生日是和Farrier一起度过的。三年都是去同一间酒馆，点同样的酒。
第四年，他们和前三年一样，提前两周约好了在他二十七岁生日那天一起去同一间酒馆，点同样的酒。
但他们都没有赴约。
1940年的6月2日，他在多佛码头静静站了一整天，独自一人。从他5月28日回到岸上起，他便一直守在那里徘徊不去。
海平面的另一端便是敦刻尔克的海湾，他最后一次见到那架编号为R9612的喷火战斗机的地方。大撤退已经接近尾声，参与救援的大小民船也渐渐撤回了各自的港口，他目送最后几批精疲力尽的陆军士兵像一行行觅食中的蚂蚁朝火车站的方向蹒跚而去，却始终没有等到那个本应该在小酒馆里一边陪他喝酒、一边悄悄把手伸到桌底下与他十指相扣的男人。
他的三十一岁生日仍然是独自一人度过的，在同一间酒馆，点同样的酒。
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一直都点相同的两杯酒，一杯自己喝空，另一杯放在那个人以前坐过的位置上，今年也不例外。
酒馆里的老式留声机正在播放每年这一天的固定曲目，一首英格兰的浪漫小调——那个人曾在一千英尺的高空上用无线电为他哼唱过的那首。他沉默着听了一遍又一遍，酒续了一杯又一杯，从傍晚坐到酒馆打烊，临走前才把放在旁边的那杯一饮而尽。嘴唇在玻璃杯的杯口上稍稍停留了一会儿，像在完成一个苦涩的吻。
“您明年还会来吗，先生？”酒保认识他们的时间和他们认识这间酒馆的时间一样长，从没问过他们的关系，但他觉得对方早已猜到。
“我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他站起来，手在身边那张座椅的椅背上缓缓抚过去，最后停住，无声地握了一下，仿佛那是某个人的肩膀。
“晚安。”他说，对在场所有人和那个不在场的人。
酒馆外细雨绵绵。他没有打伞，眼神冷寂地默默迈进雨幕当中，街灯的光把落到他身上的雨映得一片纯白，没入渐行渐深的黑夜，像默剧里的角色走向一个没有色彩的结局。
四天后，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开始——
那是一场危险的赌博，以欧洲大陆的未来和十几万盟军士兵的生命作为赌注，打出最后一张底牌。
那是开战后的第五年，一场可怕癌症的晚期，每个人都像在泥潭中挣扎到只剩一口气的幸存者，却仍要咬紧牙关匆匆奔赴下一个泥潭。他和他所在的空军编队在成为一片屠宰场的法国海岸上空穿梭，掩护海军舰艇和空降师的伞兵在海滩上登陆，阻止德国轰炸机炸断他们的物资运输线。
每一天，他穿过英吉利海峡回到基地，一同回来的飞机都会比出发前少几架。
每一天，他周围的伙伴都会消失几个。
然后那场恶狠狠的暴风雨来了。
6月19日，一场十年不遇的暴风雨呼啸而至，彻底切断了海上运输，死死掐住了盟军的咽喉。他们眼睁睁看着暴风雨摧毁防波堤外的军舰，海军对陆军的火力支援一度中断，使他们在法国北部港口瑟堡的前线岌岌可危——那是至关重要的据点，一旦在这时候让德国装甲部队将这片海湾夷为平地，之前牺牲了几万条生命换来的战果将毁于一旦。
风雨持续了数日，久久不散，双方都想抢占先机，在第一时间突击。
能在这种天气下出去进行空中掩护的只有他这样具备一定经验的飞行员，而不是那些才刚刚完成基础训练就被迫上场的孩子。
Farrier留下的家人，也是他自己的家人。
Farrier以前是这些人的长官，而他现在也是这些人的长官。
他的袖章已经变成和那个人当年一样的双色三杠，也意味着他必须肩负这些才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的生命。如果那个人不在了，那么，就由他来完成照顾他们的职责，直至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