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窃听了他。”
“但当他把那些窃听器丢到你面前的时候，想想这个：他其实早就发现你在窃听他了，但他没有捅破，也没有让你察觉，直到你向他摊牌。我得说，这是更高明的做法。”
Napoleon Solo还在微笑。
“他确实有情绪障碍，但别夸大这点。如果这会给他的工作带来事实上的阻碍，那他从一开始就过不了克格勃的人格评估——”
“好了，别兜圈子，”Napoleon Solo终于不戴面具了。“你怀疑他？”
“他让我想到一个人。”
“嗯哼？”
“唐纳德·麦克林，英国人，克格勃安c-h-a在军情五处里的鼹鼠，你应该知道的。他也发疯。十三年前我还在开罗大使馆里的时候，有天晚上，他冲进了我们的房间，大吼大叫，把镜子砸到浴缸里。那时我想，看看这个人，他能做得成什么事？他那时候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脾气暴躁，有时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他还是个——那种恶心的——我不想说那个词。他和男人睡觉。但只要他一工作起来，就高效又冷静。他耍了我们很多年。”
“嗯哼。”Solo依然语气平静。
“我有种感觉，”中情局长官戴上了帽子。“莫斯科那边正在搞什么动作。赶紧把那枚导弹找出来，”他理了理帽檐。“在俄国人之前把它找出来。再说一次，不管你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先汇报给这边。”
“我得问一句，”Solo在他身后无奈地说。“那Waverly呢？”
“英国人早就过气了。”Sanders向门边走去。“你之所以在这里，只是因为我们还有《英美安全协议》拴着。不过，既然他们认为自己还有点影响力，那就让他们这么想好了，反正他们还是能办点事的。我们的英国堂兄一向勇气可嘉，”他握上门把手，侧过身，嘲讽地用手碰了碰帽檐。“为了女王嘛。”
TBC
上午十点，两个男人在独立大街站下了电车，向塔克西姆广场走去。其中一位身材高得令人瞩目，穿着风衣，挎着摄影包，神情y-in郁。另一位身着全套西装，风度迷人。大街中段是鲜花长廊——十月革命后，落魄的沙俄贵族小姐们曾聚集于此卖花，此处因而得名。但现在这里只有喧闹的土耳其小酒馆，偶尔传来手风琴声。他们走进贝伊奥卢鱼市，在讨价还价的主妇和厨子间费劲挤出一条道来。“我再告诉你一遍，”Illya Kuryakin低声说。“这是我的任务。我的。”
“为了弥补在拍卖会上的，”美国人侧过身，让一个满身腥膻的小贩先行。“过失，我觉得最好还是和你一起来。毕竟我也有责任，我承认。”
克格勃怀疑地打量了他一眼。“你有什么计划吗？”
“老实说，没有。”Napoleon Solo说，迎面走来了一位女士。“干这一行靠的就是，”他扭过头，看了眼那人的背影。“胆大包天。”
他们走进共和国纪念碑对面的大楼。Napoleon Solo气派十足地在前台停下，然后斜靠在台边。“早上好，亲爱的，”他朝接待小姐挑了挑眉。“查尔斯·凯斯洛普预约了今天和勒布雷先生的采访。”
年轻女人让他稍等，拿起了桌上的电话，一边拨号，一边偷眼看向这个英俊的外国人，然后难为情地发现凯斯洛普先生也在看她，连忙低下了头。所幸就在这时，电话通了。
“蕾娜，查尔斯·凯斯洛普先生说他和老板有约……不，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一位先生。”几秒的停顿。“好的，没问题，我现在就把话筒给他。”
她将话筒递给Solo。
“你好？”美国人礼貌地说，英国口音可以乱真。“是的，凯斯洛普记者，《商界》杂志的那位，嗯哼，好的，请说。”
他拿着话筒，没有做声，眉毛却皱了起来。“那真是太遗憾了，太遗憾了，医生说是什么，不允许下地？我明白……他以前痛风发作过吗？哦，那真是太不凑巧了。不过——是的，我知道，很抱歉——不过您知道，我们在伊斯坦布尔不会停留太久，而且您并没有告诉我们要改期……我知道，当然，谁也预测不了——”
这时一直沉默着的克格勃特工忽然伸出了手。还没等美国人反应过来，Illya Kuryakin就已经抢过了话筒，将它贴在了耳边。
“告诉那头狒狒，”冷酷低沉的俄国腔。“如果他再不出来，我就让他试试放血疗法。”
语毕，他把话筒递回给了惊恐的前台小姐，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在克格勃，”Illya压低声解释道。“我们管这个叫预先警告。但不能总是用，”他摇了摇头。“对一个人只能用一次，否则容易失效。”
这时前台小姐放下了话筒。“勒布雷先生请你们现在进去，请跟我来。”
Napoleon Solo目瞪口呆。
船运公司老板雅克·勒布雷亲切和蔼，而且相当健谈。他请他们落座，为他们倒上加了酸橙的酒（Solo婉拒了），然后给凯普洛斯记者和摄影师康斯坦丁讲起了他的发家史。他1954年去的泰国，然后在越南和人做木材生意，后来由于资金周转问题负了债，所以坐进了河内的华炉监狱里。出狱后他来到伊斯坦布尔，打算碰碰运气。他借钱买了一批钢材，却因故延迟了两个月才到港。“我沮丧了两个月，以为自己又要完蛋了，”法国人夸张地摊开双手，Solo则配合地一脸认真地做着笔记。“结果它们一到岸，钢材价格就翻了五倍。我就是这样赚到了科尼亚船运的初始资金。”
“一个很蹩脚的故事。”在勒布雷出去接电话的时候，Solo对Illya说。“他干的肯定不是什么正当生意。”
“或许他只是在替人顶包。”Illya说。“他上头还有人。给他钱的就是让他在越南坐牢的那些人。”
“有可能。”美国人将笔别回耳上。“你听上去挺有经验的嘛。话说回来，这盘棋你打算怎么下？一步一步来，先——”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耗着。”
“什么意思？”
俄国人没有回答。但中情局特工很快就知道了Illya Kuryakin是什么意思。回到房间里的船运公司老板一脸遗憾地摊开手，告诉他们码头出了点问题，有架起重机出了故障，一个集装箱掉到水里了，他得立刻赶过去一趟，只能改日再聊。
高大的金发男人站起身，一言不发地将门反锁了起来。
我的天，Napoleon Solo慌了神。他要在这里把他打一顿？
而勒布雷，显然，也是这么想的。法国人还算镇定，迅速拿起了桌上的话筒。但这时Illya伸出食指，挡在了唇前。
“坐下。”克格勃说。“别那么紧张，勒布雷先生。不过是谈个话，很快就完事了。”
那人拿着话筒举棋不定，但最终还是强作镇定地坐回桌前。然后Napoleon Solo就听见他的苏联同事开始说话。他说得很慢，但从容不迫，连那俄国口音都不显笨拙了。这是一个他不曾认识过的Illya Kuryakin——那天晚上，当他把枪顶在他的背上时，他曾瞥见过一眼，但依旧不曾真正认识过这个人。勒布雷的指节骤然捏紧，很快又松开。而在他身边，Illya还在讲。他看着俄国人波澜不惊的侧脸，那双漂亮的绿眼睛，试图从中窥得一点蛛丝马迹：威吓，戒备，怀疑，哪怕有点什么都好。但什么也没有。Illya Kuryakin似乎毫无纰漏，甚至毫无感情。他想起那晚他将他的拳头从嘴里拔出来，不知所措地看见他崩溃，想起一个被逮捕的父亲，一个美丽但面目不明的女人。他费劲地在脑海里想象那个忧郁的男孩儿，然后忽然开始怀疑这一切或许都只是铁幕这端浪漫主义的幻想。 他到底还是一个克格勃的人。他想，他们到底还是把你变成了同类。
“我不明白。”法国人说。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从头再讲一遍。”克格勃从容不迫。
“你们一定有点毛病。”勒布雷站了起身。“我得走了，你们这是在敲诈，如果你再不滚出我的公司，我就叫警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