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Napoleon Solo以为事情告一段落，可以有片刻喘息的时候，他当初埋下的那颗炸弹却开始悄然引爆。那年6月，纠缠几年的诺先科叛逃案终于将苏联部搞得人仰马翻。焦头烂额的Sanders给他打来电话，要他看看最新的报道：
《胡佛宣布正式停止与中情局合作》
“中情局内部就有克格勃的鼹鼠。”联邦调查局头儿说。“一个中情局特工亲口向我们提供了这个消息。”
他看着那份报纸，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国会来的人已在兰利展开调查，誓要揪出所有苏联内鬼。无人能幸免，无人将幸免。
即将飞回美国的那天下午，他的心情糟糕顶透。他和Illya Kuryakin又吵了一架，他告诉俄国人，确实，这是他自己的过错，但这也是克格勃当时耍的y-in招，卢比扬卡看到他们想要的了。这次回美国凶多吉少，“也许你再也见不到我。”Solo说，看着Illya站在那儿，带着被训斥时惯有的紧张但无措的表情。最后他叹了口气，拿起行李。
就在即将出门前，Illya叫住了他。
“拿着，”俄国人手忙脚乱地解下左腕上的表。“把这个留着。”
他接过来，在手里把玩了几下，然后给Illya把表戴了回去。“你留着，”他抬眼看向金发男人。 “嗯？”
“保重，Napoleon。”
Napoleon Solo扬起一边眉。“只有这个吗？”
那人给了他一个笨拙的拥抱。美国人站在那儿，一手搭着外套，一手还提着行李箱，根本腾不出手。“保重，牛仔。”俄国人说。
Illya Kuryakin从来就不擅长道别。
在胡佛的主持下，中情局过去几年的内幕被逐渐揭开。联合执法部这一组织浮出水面，如果不是局长霍尔姆斯在新闻界大肆恐吓，它早被闹得已举国皆知。Sanders和Oleg的合作成为了调查重点。一个美国情报界高级官员如何与克格勃往来甚密，甚至悉知其家人？大量内情被揭露，包括罗马事件中被销毁的核弹磁盘。情报界一片哗然。Napoleon Solo被停职，接受调查。你是否和克格勃进行了合作，Solo特工？——我接受的是英国海军情报处长官Alexander Waverly的直接领导。谁授意你这么做的？——苏联部部长Adrian Sanders。1963年7月，在伊斯坦布尔，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作证，你称克格勃为友军，请解释。——敌人的敌人就是友军。Sanders和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二科科长往来密切程度如何？——不清楚。他为何知道那人妻子的名字？
——抱歉，这点我真的不知道。
最后，他们允许他返回纽约，但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那个圣诞节，他终于得以和家人一起度过。纽约连日暴风雪，也阻拦不住小报记者堵在门口，他出门买个酒的功夫，就有人围上来，问他是否是叛徒。一开始他还能维持着礼貌的微笑，最后不胜其扰，索x_ing不再理会。至于Sanders，他知道他的长官的日子更难熬。
1968年，元旦刚过，杜布切克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布拉格之春开始，捷克共产党或将不再向莫斯科效忠。
Waverly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Oleg近日已收回Illya Kuryakin执行任务的准许，一同回国的还有几个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捷克政府高层的人事变动令莫斯科的疑心到达顶峰，卢比扬卡发来指示，警惕组织内一切可能的渗透，一切改良派，机会主义者，以及亲西方分子。忠诚不是问题，新上台的克格勃主席说。重要的是，向谁效忠。他没来得及向英国人询问更多，Waverly就委婉地告诉他，海军情报处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受到中情局苏联部案件的牵连，Alexander Waverly也在承受压力，他的职权已正在开始被架空。
4月4日，马丁·路德·金于田纳西州孟斐斯遇刺，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力终于有所转移。一个多月后，五月风暴，巴黎大学生举着托斯基和列宁的画像走上街头，抗议戴高乐，越战与美国资本主义，数百学生被捕，全法罢工。6月5日，约翰·肯尼迪之弟，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遇刺。Napoleon Solo站在电视机前，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的那个早上，他被Sanders从床上叫起，然后匆忙回国。如今肯尼迪尸骨未寒，他的弟弟便也遭厄运。8月，莫斯科终于不再惺惺作态，苏军坦克开入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再一次，苏联的地位得到稳固，尽管华约内部已出现裂痕。美国对此表示谴责，但华盛顿深陷战争泥潭，无法抽身。谁都知道他们在越南的时日无多了。
“Solo先生，”英国人在电话里说。“时局差得几乎没人想承认。”
Gaby已停止所有任务，回到伦敦。鉴于她的东德背景，他猜她也处在监视中。他没有打听Illya的消息，也无法打听。从Sanders到Oleg，他们全都自身难保。如果说长官们的所为尚属个人野心，再往上的则是国家意志。这只看不见的手翻云覆雨，不容揣测，也不容忤逆。铁幕正在收拢，合作再无意义。假笑，友谊与歌舞升平结束了，是时候脱去丝绒手套，露出铁腕。
海军情报处将Waverly调往香港，不再负责其他地区事务。华盛顿宣布已取得苏联渗透中情局的确凿证据。卢比扬卡发来文件，将Oleg定调为“赫鲁晓夫式的冒险主义者，决策和行为脱离现实。” 四个小时疾风暴雨般的批斗，两天后，曾经的克格勃长官被人发现在公寓里开枪自杀。全部责任在于我，他的绝笔中写道。请不要责罚我妻子和下属同志。一场闹剧。中情局局长说，用力将笔扔回桌上。毫无必要，而且难看至极，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俄国人的合作。我是俄国人，Illya kuryakin面无表情地坐在列宁肖像下。永远都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听从任何处分。华盛顿，清晨，Napoleon Solo在会议厅尽头坐下，联邦调查局局长将窗打开，故意让阳光直s_h_è 在他的眼睛上。如果我是你，那人说，Solo特工，我现在就坦白。
坦白什么？Solo眯起眼。
一切。
在铺天盖地的谩骂声中，Adrian Sanders引咎辞职。十月，U.N.C.L.E.正式解散。
最后他们又回到了罗马，一切开始的地方。Waverly告诉他们，在过去五年里，Gaby Teller在罗马建立了U.N.C.L.E. 的档案室，而现在，根据中情局和克格勃双方的意思，他们要销毁所有文件。东德女孩脱不了身，况且她也不愿亲手去做，只好交由他们代劳。
在远眺梵蒂冈城的房间里，他们将成堆的报告与照片投入壁炉。1963年6月，柏林。1963年6月，罗马。1963年7月，伊斯坦布尔。1964年4月，香港，请求紧急支援。报告上是他们的签名，Napoleon Solo华丽的花体，Illya Kuryakin拗不过来的俄文字母，Gaby Teller平淡的、漫不经心的笔迹。此外还有Oleg和Sanders偶尔的批示。两位昔日长官，一个自杀，一个身败名裂，在这个罗马的房间里，他们注视着熊熊炉火，一切都变得沉默而疏远。尽管他们曾靠得很近。
太近了，以致于有时都忘了他们还身处铁幕的两端。
文件焚烧殆尽，U.N.C.L.E.存在的痕迹已被彻底抹去。最后，Napoleon Solo开车送俄国人去机场。他将不必再回中情局——仿佛是命运的玩笑，他自由了，代价是永不得被任何政府部门录用。
他将车开到机场的停车场。罗马下起了小雨，地是潮s-hi的，还有车轮的辙痕。Illya坐在他旁边，戴着鸭舌帽，一言不发，直直地看着前方。还有三个小时起飞，Solo想，他大概还能和他一起喝杯酒，聊聊天什么的。他们已经一年没有见过面。三小时还是能做很多事。Napoleon Solo擅长利用时间。
“你知道，”美国人说，想活跃一下气氛。“当你来到罗马，罗马张开双臂欢迎你。当你离开罗马，罗马，”他费劲地扭过头，倒车。“把你忘记。”
他尽量显得轻松，不去看Illya, 否则他就没法再维持那完美的微笑。他等着俄国人说点什么，但那人什么也没说。于是他把车停好，也跟他一起看着前方。雨水落在挡风玻璃上，往下摊去，像粘稠的色拉油。他仿佛想起了什么，拿起放在座位边上的一块三明治。
“三明治。”他示意Illya。“飞机上没什么吃的。”
俄国人没有说话，而是打开车门，走了出去。
回来，Peril。Solo说。
但不知怎么，他没能发出声音。Illya没有回头，在蒙着水雾的后视镜中，他正在远去。回来，他再次说，知道他听不到。俄国人冒雨往前走着，周围是撑着伞的人群。那人经过一对推着婴儿车的夫妇，几个穿着风衣的商人，转过一栋楼，往出发大厅走。很快，他就再也看不到那个戴着鸭舌帽的高大身影。
于是他知道一切结束了。别了，他在心底念道。别了，红色恐怖。别了，我的达瓦里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