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想没有。’我回答。”
“‘上星期你去了波兰领事馆。’普利斯科特说。”
“‘还有五六个其他记者也去了。’我说。”
“‘有人看见你走进了非开放区域。’”
“‘那是我第一次去波兰领事馆，找洗手间，迷路了，一发现那是非开放区域就马上离开了。’”
“普利斯科特没再说什么，接下来轮到康奈利问话了，像乌鸦追着腐r_ou_一样咬着几个点不放：还有和迪格比联系吗？没有？詹姆呢？也没有？亚历山大·卢瓦索先生？有，为什么？布兰登·‘巴里’·莫顿呢？没有？你确定吗？”
“施密特主编这时候站出来了，说探员们已经占用我太多时间了，而且提不出任何证据，没理由继续咄咄逼人地盘问报社的雇员。普利斯科特向他和我道歉，解释说我不是‘怀疑对象’，这只是例行查问。希望没有造成太大的干扰。”
“然后他们走了，但没有离开很久。两天之后两个彬彬有礼的先生回来了，一高一矮，自称来自军情六处，给我看了证件，请我‘自愿’跟他们走。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办公室，被塞进一辆车里，后座和驾驶座之间有挡板，玻璃涂黑，就像被关进半个棺材里。车程大概半小时，押送者们把我带进一栋外观普通的两层房子。”
“普利斯科特在客厅里等着，请我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喝气泡水。我拒绝了，他的亲切态度也到此为止。他告诉我一个使馆三等秘书确认见过我从前台取走一个信封，中情局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信封里的是泄露的机密文件，因此也有足够理由怀疑我是苏联间谍。我被这个指控吓坏了——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指控吓坏的。普利斯科特继续列出我和阿尔及利亚人的几次接触，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碰巧和一群旅居巴黎的开罗商人关系密切，而这群开罗商人是被莫斯科买通了的，中情局很清楚这件事，因为他们也花钱‘租下’了这些狡诈的生意人。”
“‘你准备怎么解释这一切呢，普鲁登斯先生？’他问我。”
“我终于供出了巴里的名字，复述了他在地铁站说过的话。‘这是勒索，’我告诉普利斯科特，‘巴里手上有一些照片’，但我没有细说是什么照片。普利斯科特问是不是关于卢瓦索先生的，我说是，他没有再问下去，一言不发地听着，仰头看着天花板，仿佛我在说一个他早就听厌了的故事。等我说完，他道谢，离开了客厅，锁上了门。”
“壁炉架旁边的墙上有个漂亮的挂钟，雕着两个吹号角的天使。我在客厅里绕圈，像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鼠，盯着指针看。半小时过去之后我敲了敲门，没有任何回应。一小时后之后我敲了第二次，一个面无表情的警卫打开门，说普利斯科特先生正在开会，很快就会回来。”
“他始终没有回来。”
“整整六小时，天黑之后，那两个把我押到这里来的军情六处雇员打开了门，告诉我可以走了。我又被推进同一辆车里，他们把我送回了奥斯曼大道。我的提包和大衣都还在办公室里，但报社已经锁门了。我身上的零钱勉强够买一张巴士票，我设法在十一点前回到了圣多米尼克街，因为没有钥匙，不得不用力敲门。亚历克斯打开门，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被抢劫了。”
“如果有可能，我十分想喝一杯白兰地，但家里早就没有任何和酒精沾边的东西了。我关上门，坐到沙发上，把脸埋在掌心里。亚历克斯问我要不要茶，我说‘不了，到这里来，坐在我旁边’。”
“然后我把这几个月来的闹剧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讲到一半的时候亚历克斯握住了我的手，等我全部说完，他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踱步，说他一定要给巴里拍一封言辞激烈的电报，最好明天就坐渡轮回去，。我阻止了他，毕竟巴里手上还拿着照片。”
“‘他能用那几张照片干什么？寄给报社？我们可没有什么名声需要维护。’亚历克斯问。”
“我告诉他，报社可能不会理会这些j-i毛蒜皮，但万一巴里把照片寄给你父亲呢？”
“亚历克斯不说话了，回到沙发上，和我一起盯着对面的墙。过了好久，他问我现在是不是没事了，既然我已经讲清楚了巴里的卑鄙勾当，那些情报局来的混蛋们是不是应该明白我只是一头转运货物的无辜骡子。”
“我诚实地回答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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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你看，真是没完没了。”普鲁登斯抱怨道，说的是雨，又下起来了，浇灭了最后一点闪烁不定的日光。石滩、海水和云层糊在一起，呈现出层层叠叠的蓝色和黑色。雨滴没有早上那么大，慢悠悠地，几乎可以形容为害羞地，飘落，粘在玻璃上，像一层融化的糖霜。
护工敲门进来，提醒记者探视时间只剩半小时，所有访客必须在晚上七点前离开。如果他有火车要赶的话，那最好现在就走，今天最后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很快就要离站了。
“这附近可没有旅店。”护工加了一句。
“阿尔贝，让这位年轻的绅士留下来吃晚饭。”普鲁登斯c-h-a嘴，他的法语听起来谨慎又清楚，每一个元音都十分规矩，“就当是让我高兴，好吗？我没有多少访客。而且他还没有尝过你美妙的梨子甜酒呢。”
“可是我们有规定，普鲁登斯先生。”
“就说访客有非常重要的公务，必须今天完成，而且他不愿意离开，你也没有什么办法。”普鲁登斯冲记者眨眨眼，“开往雷恩的车今晚应该还会有两班，就算里弗斯先生九点才走，也还是能赶上的。”
“既然你这么说了，普鲁登斯先生。晚餐七点半开始。”
“谢谢你，阿尔贝。”
护工走了，轻轻关上门。“我喜欢阿尔贝。”普鲁登斯告诉记者，“会酿酒，富有同情心，不像星期四值班的皮埃尔，一板一眼的。我们刚刚讲到哪里？我能看一眼你的笔记吗？1961年圣诞节，我一度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和亚历克斯安稳地在布鲁日过了圣诞和新年假期。冬天的布鲁日既萧索又亲切，就像是你在壁炉边打瞌睡时会梦到的地方。旅馆里除了我们，就只有一对从意大利来的老夫妇，他们英语法语都不会，而我们不认识半个意大利语单词，偶尔在餐厅碰到，只能互相点头微笑。我们的客房窗户对着运河码头，一排游船拴在那里，等待夏季的游客潮。比起我们的夏天，我更愿意回忆我们在布鲁日的冬天，雨夹雪永远不停，但炉火也始终不灭。那间漆成淡栗色的客房就是我们的秘密巢x_u_e，在那里，拉上窗帘，我们又重新成为二十二岁的我们，成为孩子，成为没有名字的旅客。”
“一月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启程返回巴黎。”
巴里的名字是在二月初出现在报纸头版上的：《y-in谋还是栽赃？莫顿于伦敦候审》。文章说尽管外交部公开抗议，但布兰登·莫顿先生为了驱散关于苏联间谍的流言，自愿接受了军情五处的讯问。目前莫顿先生被软禁在一个未名地点，等候最终结果。记者询问了军情六处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栽赃，很可能是莫斯科一手导演的闹剧，误会很快就会澄清。
巴里扬起的风暴在头版吹了几天。哈利把每一份报纸都拿回去给亚历克斯看了，两人琢磨着上面的每一个单词，揣测巴里在这场船难里的生还几率。就像所有新闻一样，这场闹剧逐渐退往内页，沉寂下去，然而还不到五天，沉渣重新浮起，吐出了关于内部听证会的只言片语，在接下来两个紧张的星期里，巴里看起来马上就要彻底出局了，他遭到停职，军情五处搜查了他的住处，种种迹象都对他极其不利。“我们将会见证一场世纪审判。”《快报》的时政记者信誓旦旦地评论，“这也是我们首次清清楚楚地看见莫斯科的渗透有多么彻底”。然而到了三月底，巴里的大幅照片再次出现在头条，就在《莫顿洗清嫌疑》这个大标题的右下方。照片的主角直视着镜头，举起帽子，看起来像个大获全胜的拳击手。外交部和军情六处张开双臂把他接了回去。
拳击手立即着手报复。1962年4月4日，一个信封出现在施密特主编的办公桌上，上面没有邮戳，也没有字迹，显然不是邮差送来的，没人知道是谁把信封放在那里的，楼下的门卫声称没有留意到陌生人进出。信封里装着的是那几张哈利无法提出合理解释的照片，他僵硬地坐在施密特对面的椅子上，握着拳头，像个等待发落的苦役犯。
“我一向不过问别人的私生活。”施密特不情愿地靠近这个话题，就像人们不得不把手伸进排水管里，把堵在里面的老鼠尸体拉出来时一样，令人不适，但总不能丢下不做，“也许你应该离开一阵，哈利，去个有阳光的地方住几天，找个医生谈谈，也许他们能帮你摆脱这个，这种，你知道的，疾病。”
“我不需要医生。”
主编看着他，带着一种令哈利感到恼火的同情：“我欣赏你的工作，哈利，你是个木奉极了的记者，这些，”主编看了一眼信封，“我不能假装我没看见，但我也不会报告警察——这里，在法国，这是犯罪，记住这一点。”
“我的私人生活和我的工作毫无关系。”
“你病了，哈利，你需要帮助。”
“你要解雇我吗？”
“停职，直到你能拿出精神科医生证明，保证你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