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她开始和安眠药相依为命，药物缓解了一个失恋女人的焦虑感。不愿意反复思量挣扎在那些已经过去了的情爱之事吗？那就吞颗药吧。“有什么呢？我有安眠药。”有段日子L的口头禅就是这个。不要因为夜晚睡不着而在白日里做鬼了。
b.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服安眠药时的情景。L和我睡在一张chuáng上，我们说了很多话，快要凌晨四点时，她突然跳起来，“不说了，吃药睡了。”然后以分秒钟的速度停止，沉静，轻鼾。我也吞了一颗，过不了多久就感觉到身体对于药物的抗拒。那样的抗拒感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最后完全睡去。那一晚，我没有任何的梦，甚至于不记得入睡前到底发生过什么。可chuáng头柜上摊开的书分明显示了我在入睡前还看过它一会，但是，翻到的那一页再往前翻很多页，我都丝毫不记得，不记得读过那些场景，对话，和人物关系的建立。
对于一个爱喝酒的人来说，这即使从前喝得酩酊，也不至于完全记忆断片。可断片的事情就真的这样发生了。如此让我也相信了一些人所说的，喝醉后醒来会完全忘记之前说过和发生过的事。他们或多言，或bào力，或痛哭，或迷乱，或蛮莽，这些在酒jīng退去后都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你还去记恨什么呢？
c.
有了安眠药后，我开始想要过正常的作息时间。
那之前的很多年，我都是在夜晚写作，日出而息。和失恋的L相同，如果走在明晃晃的大太阳底下，我也会有种不真实的焦虑感，认为自己不是属于白天的，不属于阳光。有一次，在大理，突发奇想决定去吃午餐，结果走在街上被成群结队的游客包围，被高原的阳光蛮晒，被各种小店的叫卖声淹没……
我去朋友的餐馆，他不在，餐馆里的早班服务生都是陌生面孔。我只有吃了不咸不淡的饭，仿佛身处于陌生世界。后来，到了夜里，那些熟悉的面孔才从四面八方不知何处钻了出来，他们听我去吃午餐，笑话我的早起——因为世上是有两座大理城的，白天一座，夜晚一座。
其实这样的道理对于任何一座城市都是相通的，比如两座巴黎城，两座纽约，两座曼谷。若你属于白天了，夜晚对你而言便是陌生的；若你属于黑夜，就别莽莽撞撞企图混入白日。但人在安分之余，总是有不甘心和好奇心，好奇他所不能到达之处，或不甘心于早已离开再无法返回的地方。
我试图借助安眠药的力量，回到很多很多年以前。在青葱晨日里，下楼取一瓶牛奶，收报纸，然后煎一份jī蛋和牛肉肠。再者种一些花草，赶早班地铁。这就是我有些不甘心的地方，那还有个意味深长姓名“忆梦返”的佐匹克隆，给了我可能性。我急迫于午夜前上chuáng，吞药，有时读书，有时贪写几百字，还有的时候，与人打电话。但打电话这般会同另一个人发生联系和建立相互作用的事，其实是危险的，因为随时都可能因为药物而产生意外。
d.
和L关于安眠药的对话，是在半年多以前。这时在我们身边，俨然聚集了一群有着药瘾的姑娘。托佐匹克隆的福，我们有了去Paul楼上晒太阳吃早午餐的能力。我开始盘算着在豆瓣上开一个“佐匹克隆小组”，寻找更多的隐性安眠药瘾者，问他们为何会与药物jiāo好，寻听和睡梦有关的词语。
但遭遇整治后的豆瓣拒绝了我的申请。
我们只能小范围地进行对话，jiāo换和安眠药有关的故事。L早已有了新男友，她有些抱怨安眠药夸张了年轻的眼袋；邻居S比较出了绿色和白色佐匹克隆药片的不同之处，鲁药和华氏出品的也各不相同，哪怕予名都是“忆梦返”；而M小姐找来老片子Lasciencedesrêves（《科学睡眠》），她只是有些伤心自己记不得所有纷繁的夜梦……
我呢？
我在夏末之时，带着三盒佐匹克隆去了爱尔兰科克市短住。三盒三十六片，恰好是短住期限的二分之一。我已开始犹豫着是否要戒断对于药物的依赖。
此刻，当我写下这些和药瘾有关的话，手边房间内已寻不到一片安眠药，在科克的日日夜夜里，我颠倒着真假时差，赶下午七点就打烊的M&S超市，看午场电影，于酒吧里听人念诗。安眠药已被抛诸脑后。
因为在“忆梦返”的说明书上，俨然写着“禁酒”的警示。可冬天来了，暖酒小酌，是该如何抗拒？我只好回到属于自己的正常作息里，坦诚一个“黑夜体质者”对于白日的向往、不安与无奈。
最后一段话是，再次云南旅行的途中，有人告诉我徐中玉从二十几岁便开始每日服用安眠药帮助睡眠。但他有个规矩，但凡产生抗药性后，只换牌子不加量。老先生已九十五岁，身体好得很。
如此一来，药瘾也并非折人寿命的坏事。
鲤上瘾 第一部分 黯然四季却如chūn（1）
文/赵婷
在十五岁时的一次社区募捐活动里，我为小朋友们在橙色圆点画布上用胶泥印了一头红象。大家把它悬挂在图书馆的拱顶上，下面摆着一个jīng美的时钟状的转盘募捐箱。这个礼拜结束后，我们为亚的斯阿贝巴的孤儿院募捐到了4500欧元，同事Erika一个礼拜后把善款带到了那座女人和骆驼等价的城市，而她带回到阿姆斯特丹来的，除了一包市长赠送的在当地堪称稀有的土壤，还有一部粗糙真实未经剪辑的短片。在欢迎会上我们熄掉礼堂里的幕灯一起观看，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些与脉搏完全合拍的鼓点，混乱和热情的脚步，以及，那枚红润椭圆的，挂在牛角上的太阳。Erika来到后台时亲吻我的脸，她那被草莽染成的棕色皮肤上泥土青草味浓郁芬芳，几乎立刻就成了我彼时唯一的向往。
后来的我搬了很多次家，跟老师撒了很多谎，画了一大本非洲地图，每日细细描绘着路线，看了很多遍KarenBlixen，做了无数艾滋病的教育实践研习，找好了工作，然后终于在三年后的一个被考试折磨得焦虑颤抖的炎热午后，我捧着一本卡塔尔航空的*教菜谱发着呆，窗外朵朵白云下的，便是黯然而至四季如chūn的内罗毕了。
在此之前，知道亲爱的姑娘Cha在一月的橙色**里面劫后余生，一段本来平凡的小学支援教师工作生生蜕变成了每日陪伴学生去警察局内认领亲属尸体；任何一条从肯尼亚山以西比如基苏穆通往内罗毕的路，都有颤抖着举着与自己一般高大枪杆一脸稚气的小兵，惊慌失措地往维和部队的车里钻；而市郊的媾和会议，已经从联合国东非总分部挪进了对面的美国大使馆，多么讽刺。至于像内罗毕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首都这样的事实，我只能姑且作充耳不闻状。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这个红土飞扬秩序混乱的城市震惊了：全城没有一盏红绿灯，道路总是消失在一个没有解释的幽黑的巷弄，与此同时，众人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bào走，神情严重。
新房东Kent家坐落在肯尼亚最优美的别墅区，女主人长年住在芬兰和瑞士，马赛族管家包着红蓝细格头巾，和十几名瓦伦金族的仆人以及七只牧羊犬出来迎接我。同事们也都陆陆续续的出现了。来自中国的Miki，荷兰的Paul和乌gān达的Emmanuel，我们四个九死一生在内罗毕折腾了四五天，终于勉qiáng做到过马路不被车碾，在贫民窟的泥泞里如履平地，或者对着迟到时间以小时计算的非洲人不再发火，只是晚上我回到家给大家做饭时，仆人打开冰箱递给我一盒几乎透明的牛奶，我把三个jī蛋打进碗里，发现蛋huáng是纯白色的。从这一天开始我绝望地成为了一名营养学家，学会了把huáng油裹在生米上去蒸，或者把酸奶煮进牛肉汤里，被迫逐步艰难地具备了生活在这个美丽致命的城市的资格。
房东Kent是文质彬彬在政界和商界颇有权威的商人，居住芬兰多年，有一种本能的热情和局部被压抑的北欧性格，办公室里挂满了各式荣誉勋章以及和总统的合影，每日眼花缭乱的穿梭于世界各地。女儿Diana是内罗毕电视台早间节目的主播，也是个妖艳的服装设计师。侄儿Tito经营着剧场附近的Wasanii酒吧，承办内罗毕许多重要的酒会和诗歌节。
那些明媚的清晨在阳光下洗澡，跟Kent一起吃早餐，望着窗外的园丁在修剪花草，等同事们来了在会议室做开题jiāo流，这份闲逸和安宁使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份工作会带给我多少震惊和改变——直到在等待渣打银行慈善资金到帐的那几日里去市郊的恩贡山的一个贫民窟里看望我们的同事芬兰的Lauri和荷兰的Walt，他们在恩贡的贫民窟里做妇女生活救助的课题。这个坐落在山脚的煤渣和红泥上的贫民窟里居然只有女人和孩子，站在山顶上，要定睛许久才能看到那些烧焦的灰烬和铁皮帐篷下有些许人影在蠕蠕动动。
鲤上瘾 第一部分 黯然四季却如chūn（2）
当地项目负责人Robert出来接应我们，问起之前在UN的年度报告里看到的关于此地艾滋病感染者的统计数据和实际情况，Robert显得非常犹豫和不安，Lauri使个眼色制止了我如此难为他。我们去贫民窟的幼儿园，是一片被粗糙篱笆围起来的空地，几十个坐在破旧的汽车轮胎上做游戏的小孩子欢呼着向我们冲过来，这其中一个穿着绿色连衣裙的名叫Jane的小姑娘一直抱着我的胳膊，嘴里粘粘糊糊说着些稚气的英语单词，还不时友好地亲吻和轻咬我的手腕，我便蹲下身摸了摸她柔软膨松的头发。这时Robert迅速地把她从我身上卸了下来，Walt在我耳边轻轻地用荷兰语解释道“这些孩子保守估计85%以上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一边斜着眼睛看了看我手腕上前几日在马赛马拉狩猎旅行时留下的细小伤口。我的手就凝固在Jane那挂着真纯微笑的脸颊上，眼前闪过Robert对统计数据遮遮掩掩的神情，大家都有点说不出话。临走时绿裙子Jane拽着我的衣角，瑟瑟地说，Madam,promise,you,comeback。我使了全身的力气拥抱了她，她几乎柔弱无骨，嘴唇冰凉地贴住我的脖颈。
这片土地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让我几乎患上了失语症。我无法许诺我什么时候回来，也无从回答他们的爸爸什么时候会回来照顾妻儿，我更难保证孩子中的多少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恍惚中觉得Lauri改变主意退出我们的项目才是正确的，虽然零零散散四个妇女发展的项目做的进展困难今不如昔，但至少每个礼拜五百先令是活生生的钱。简陋的会议室里Robert说起那些“movearounddifferentmen”的妇女们关于“染了艾滋十年死不卖身不染艾滋今天死”这种极度令人无语的哲学，有好几个时刻我只是不忍心问，没有染上艾滋的人们，活得过十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