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bera是东非最大的贫民窟，即使在最jīng确的内罗毕地图上，它也只是一篇巨大的空白，却居住着内罗毕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
一年之后重读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Riefenstahl）自传，看到她被战争磨平生活意志后被非洲点燃的青翠激情，体味了她所言的现代文明为那些生活在苏丹南部纯朴真挚的努巴人带去的是什么：他们不再在身上描绘富有想像美丽绝伦的油彩，骁勇善战，捕猎耕种，幸福地生活在夜不闭户的村庄，而是穿上了肮脏破败的化纤衣服，轻而易举地会为塑料珠子大打出手，他们也怀着发财梦去喀土穆求生，却不得不聚集在铁皮和泥土拼凑成的小屋子，连绵成大片的贫民窟。这样的悲剧，在非洲已经上演了几百年。莱妮无数次重返非洲，每次都百感jiāo集伤心而返。
而偶而说起我们的工作计划，KENT睿智狡黠的眼睛里却闪过几丝不解，他从未到过Kibera，更是难以想象，这幢距离他豪华静谧的别墅外仅十分钟路程的巨型“垃圾场”，为什么会吸引这个千里之外的中国姑娘。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天报以理解和支持的微笑，还将家里的一幢漂亮的白色房子改成了会议室给我们，里面居然有稀薄纤弱却无比珍贵的无线网络。我们在这间雪白的会议室里纸上谈兵了一个礼拜，对渣打银行的慈募基金的负责人发了很多火，每天走进院门都会得到七只足有半人高牧羊犬的热烈欢迎，而我穿过院落走进自己卧室里时浑身上下必然已经被他们腥甜的口水浸透。
鲤上瘾 第一部分 黯然四季却如chūn（3）
鉴于Paul对小麦粉都过敏，一个礼拜后我已经可以熟练地在100种商品的配料表中选中不会毒死他的那一枚，也逐渐习惯了那时常冰冷的细水长流的小水管——我们的浴室，一个丢人的后遗症是几个月后回到深圳，在酒店的卫生间内发现能够均匀喷洒热水的花洒，我当时基本上可以称之为热泪盈眶……
这个清晨在阳光下沐浴之后，看着屋后的地巨嘴鸟依次起飞，管家淡淡地道上“h*eaniceday”，四个人一起钻进那辆狭窄疯狂颠簸欲碎的matatu公共汽车，我们的集合地设在唯一一条通向大马路的车站Ayali，24小时震天响的音乐，没有路名和门牌，只有铁皮和泥土砌成的危房，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哪一家的人都死去了，邻居就会帮他们把房子拆掉。“应该没有比这个更壮观的垃圾场了吧，”我们站在路口面面相觑，勉qiáng平静了下心情，然后跋涉进了泥泞以及臭水河里。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勉qiáng适应了微弱的光线之后，发现房间里坐满了眼睛明亮的孩子。脚上和腿上的泥让我们都有些许láng狈，大家都显得紧张和拘谨。一间红泥杂草砌成的小屋，随时都有土石杂块向下掉，用一张铁皮瓦楞板隔开，隔壁是一个小型的幼儿园，一群快乐的孩子在对着墙上的小纸片背着乘法口诀转过头来对我们好奇地张望。没有灯，木板和灰白的硬粉笔，几把破旧的椅子，就是我们的教室了。
至于艾滋病家访，各种心理准备，聊天话题，知识培训在那些空dòng眼睛的拷问下，都显得非常无力。他们浑身溃烂躺在yīn暗屋里破旧的棉絮里，生息脆弱，对于我们的到来眼睛里更多的是不解和迷茫，甚至没有半丝一闪而过的慰藉和温暖。那些蜷缩在煤渣堆背后面容疲惫神情绝望的注视着襁褓中婴儿细腻cháo润眼睛的*们中，也许有一个，就是Jane的母亲。孩子们从狭窄的门口挤出去，用稀释的肥皂水chuī出几个摇摇晃晃的泡泡，把粘糊糊的梦想贴上，然后看他们破灭在远方。举起相机，那些稚气无邪的笑脸就会争先恐后挤进镜头，欢叫着为了听那一声滑稽的“咔嚓”，他们时常会问你脸上的忧郁来自哪里，上帝是不是因为他表现不好而惩罚他的妈妈。
我渐渐习惯了无言以对，每天听着联合国基金会和NGO们无休止地标榜着意识觉醒，联系我们正在进行的心口相传的同龄人教育，听每一个学生的多少有点毛骨悚然的故事里死去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对未来和生活的困惑和焦虑，以及和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少年们一样，那些多彩偏执的梦想，成为法官，歌手或诗人。我尽力克制自己的压抑，试着向他们描述一个，铁皮山谷之外的那个“非常丑恶，值得与之一战；非常美好，值得为之一战”的世界，心里却不时被那些带点怀疑和渴求的眼神割得淋漓。
而跟Emmanuel陪大家排了一个礼拜社区戏剧，却在上演的那一天发现铁皮剧院被人夜间推倒了；教室后面历经劫难年久失修却仍在勉qiáng使用的英国窄轨铁路，那个早上终于在我们面前翻了一列火车，我从滚烫的车厢上翻了过去……这些事实让我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再费力去解释现实的重要性。
我逐渐学会十分钟之内在Kent宫殿一般的别墅和贫民窟的生不如死里面切换自如，但仍旧每日筋疲力尽回家看到Diana蜷在华丽的毯子里靠在宽敞的客厅看英国口音的泡泡剧，或者Tito指挥仆人们在午后安装节日秋千，都会感到一阵眩晕，睡前那黑暗中失语半个小时，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仪式。
鲤上瘾 第一部分 黯然四季却如chūn（4）
直到有一天下课后，路过一间残破的小屋，门口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左右耳朵不太对称。轻轻地问身边的学生，她的耳朵怎么了？他们也轻轻地回答我说，被她的哥哥太饿得时候咬掉了。
这一天开始，有一种逐渐明晰的不确定感每天都在折磨我，那就是，也许希望才是我们能够带给他们的最糟糕的东西。和几百年前的入侵者推行文明，宗教和价值观的本质也许并无二致，我们只是换了一种角度，重新围观全世界的人如何来糟蹋非洲。这个想法我告诉Paul之后他一如既往语重心长地教育了我，就像他批驳我残破不堪的恋爱观一样：在这个赤道高原透明清远的天空下发生的一切都不缺少奇遇和历险，不排除忠诚和渺小，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路上而已。我把这些话写在最后一课的黑板上，Emmanuel上前紧紧地拥抱了我很久。
一个礼拜后我在间贫民窟社区中学里有了一份新工作，教毕业班的数学。这间学校创办之初没有教室，书本，甚至老师，却沿袭着英殖民地的传统每个学生都严格着装结构复杂的校服。而在这里的经历可以称之为是最意味深长的一部分。
数学被安排在每早七点半，这在内罗毕是一个比午夜鬼哭láng嚎还要危险的时段。在第一天早上背着一大袋数学课本挤上Matatu时遇到了早已在预料之内却麻痹自己放松警惕的抢劫，在裤子和鞋被蹂躏得不堪入目之后，我起身换了三个座位，逃进了贫民窟里。跟门口的物理老师神情恍惚聊了几句，我躲过教导主任责备的目光，láng狈地出现在教室门口，只好对孩子们说，你看，他们就是这么对待你们的数学老师的……一个女孩子站起来做惊讶状：哇，原来你就是我们的新老师哦。校长无语地从裤兜里摸出一把粉碎的粉笔给我：安安神，快上课吧。
一开始我以为这些聪明内敛的孩子们在这里刻苦学习准备考试，为的是一个简明浑圆的大学梦。他们会经常在我走到桌子前时小心翼翼伸出手来触碰我的脸，也会偷偷用余光观察我书包上的红五星和不规则的英文写法，会嚷嚷着让我教他们法文和摄影，会在课间跑上讲台来悄悄问我，“你是上帝派来的吗？”我从未将他们和门外那个只能被称之为挣扎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在黑板上写公式的间隙，阳光从疏松的铁皮缝里照上手指，是我日夜思念久违了的清澈激情。
直到一日我和另一位数学老师备课结束到很晚，两个小姑娘仍然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迟疑着。在问起她们为什么还不回家时，她们清秀的面庞上流露过几丝忐忑和恐惧：“嗯，因为，回家的话，爸爸会经常*我们，所以我们不喜欢回家。”我呆在原地足足有十五分钟，只好将她们悄悄领到狭窄的库房里，在那里为她们布置了两张简易的chuáng。这件事在后来的几日里多少让我有些心情沉重。课堂上看着那些一丝不苟抄写微积分笔记的孩子，我站在教室门边，不时感到外面那个地狱一般的世界随时会推开我破门而入，在漫长的年月里无休止折磨眼前这些纯挚的灵魂。
与此同时，校长和教导主任的欲望却只有钱这么简单，撇开每日无休止地问我要钱不说，单是各种无礼和短浅已然数次让我出离了愤怒。结课的那天跟小朋友们告别了半天，几个女孩子扶着我的肩膀祷告了了很久，问了我很久上帝在中国怎么样，我顿时就很有冲动告诉她无论如何不会比这里更糟了。走进任何贫民窟任何一个家里，他们除了头头是道奥巴马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之外，很少有人在yīn暗的角落里提及，这个国家是如何以贪污*的政治为运行基础的。那么一月份的选后*不意外，学校外面的火车翻掉不意外，被女校长如此反复无礼的奚落，也真的就不意外。志愿者真像rǔ娘，好不容易有几个没被政府盘剥gān净的不贵族的私立学校，NGO苦苦支撑的难道就是为了这种结果吗。贫民窟的项目负责人Raphael和Dalton使劲把我往后拉，我克制住冷静陈述没有发脾气，但最后还是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就是一直这么对待志愿教师的吗？女校长环视了一下四面一贫如洗的办公环境，还有刚刚走进来在黑暗的书架里摸索的色láng副校长，用手指弹着栖息满苍蝇的桌子用一种破釜沉舟的语气说：那又怎么样，我们这里志愿者多的是，不值钱。我只好转身看着Raphael和Dalton，一人看着天花板，一人看着脚底下，最后Raphael忍不住轻轻拉了下我，说我们还是走吧。
在贫民窟路口我对Dalton说，这可能是我最不中立最冲动的一次，但我现在相信第一次来学校参观时，你们校长说，肯尼亚的经济和教育制度不出五年全线崩溃，那时我还说，还有转变的契机，但目前看来，如果有她帮忙，我们五年也不用撑了。Dalton睁着一双大眼睛：可你还会因为我们回来的吧？我在一直相信，上帝站在你一边，所以才和你一起来的。……这是在非洲被各种宗教借口折磨之后却真正最无语的一个时刻，尴尬的沉默了五分钟，我只好拥抱了他一下，说，还是等我回来吧。
去坦桑尼亚的前一夜，和朋友们在城里的酒吧里告别。忽然手机接到一个陌生来电，电话里是班上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学生，他的声音青涩而美好：“Well,Ijustwanttosayh*eagoodtrip,andgodalwaysblessyou”，不知为何我忽然就对一切都很坦然了。
半个月之后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从阿鲁沙到内罗毕尘土飞扬的长途车上我遇到了来自巴塞罗那的Maria，她刚刚对奔巴岛上一个建造小学的项目失望透顶。但一年之后坐在Maria在巴塞罗那Gracia街区如巫师一般的小房子的桌子前吃她做的番茄面包和橄榄油生火腿时，我们聊起这片原始大陆上令人回味的一切，却渐渐觉得一切都如一片新生活的开始一般温婉可人。在纸上里可以写尽内罗毕的甜润雨季，凌晨夜里警察们的持枪抢劫，kent夜里开车带我们去找jī尾酒的微风习习，蒙巴萨清晨五点的祷告钟声，拉姆岛上害羞的牵着我手的男孩，桑吉巴尔岛秘密透明的海，写不尽的，也许还是那个，永远也无法走出的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