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们从美国和澳大利亚赶到《英雄之血》的外景地进行实地采访时，他根本认不出陈冲了。
外景地是设在距悉尼数十英里之外的沙洲上，惟一的人烟来自一座铁矿。矿上有上千工人，他们的妻儿老小组成了一个小镇，全镇所有是一座教堂，几家商店，一所学校和一个邮局。之荒凉，之隔绝，恰如影片的规定情景——原子时代后期的葬原。
记者发现这个在泥沙中与人格斗的女角色正是不久前在奥斯卡领奖台上的陈冲，他们便开始了对她的围攻。
“你让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剪了头发！”陈冲满不在乎地对记者们说：“十年了，头一次剪头发！”
一个记者马上在小本上记下对陈冲的形容：“她穿着碎布片——那种连叫花子都会拒绝穿着的褴褛衣衫；她脸上有道丑陋的伤疤，头发像被不负责任的剪刀扫dàng过，显得参差不齐。……当别人指着这个女演员对我说：‘你一定认识她吧？’我瞠然。”
记者问起陈冲对丢失自己美丽形象是否遗憾时，她想也不想地说：“一点也不。”
“因为美丽多少是种负担。”她对记者们解释。“假使你演一个皇后，一个美丽的形象，那么你就有责任美丽。万一不美丽，似乎你就没尽到责任。在这部电影里，我不必美丽，所以我也没有负担，jīng力完全集中在表演上。”
记者又问：“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角色呢？”
陈冲笑着说；“因为它是个女“蓝波”（《第一滴血》中的男主角）。”
场面拉开，记者们果然看见这个身量不大的“女蓝波”如何勇猛，不知打的是哪家拳术，手脚快得惊人。收场了，“女蓝波”从地上爬起，捋起胳膊，露出一块血紫，对人们说：“这是真伤！”
从《英雄之血》，陈冲每演一个角色都让观众重新认识她一次。直到电视连续剧《双峰》，陈冲才又以乔伊这个角色展示了她东方的、摄人魂魄的美丽。
《双峰》是当年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连续剧。虽以一宗凶杀案为主线索，但编、导、演全班人马都在艺术上有极严肃的追求。它的艺术上的探索性和故事情节的通俗性使它达到了雅俗共赏，从而在社会的每个阶层都有它大批的观众。地铁站、快餐店、公共洗衣房、甚至大学的图书馆，到处有人在谈论：“××究竟是谁杀的？……”或者：“××是正派的还是邪恶？……”
陈冲所扮演的乔伊——一个来自香港的富孀，小镇上惟一的外国人，给观众留下了不亚于婉容皇后的印象。当大学生们谈起陈冲的乔伊时，总是一派惊叹，“Boy,Sheissopretty!”（老天爷，她可真漂亮！）
谁都没有注意到导演的偷梁换柱——将乔伊从意大利籍改为香港籍。
原剧中的意大利乔伊自然不可能由陈冲来扮演。陈冲在听说了大卫林区将执导这部连续剧之后，只感到十分惋惜，因为她非常钟爱大卫的影片，一直在期待与这位怀有奇才的导演合作。可是这个发生在美国内地小镇的故事不可能牵涉亚洲人，因为按照常理，这类小城镇的居民都是一色白人。
然而陈冲的经纪人却使大卫和陈冲在一个场合上“偶然地”碰上了。
导演几乎立刻就发现陈冲身上有种夺目的东西，不完全来自她的相貌，也不完全来自她的气质。很奇怪，她的一颦一笑都引人入胜。这就是电影行当中常提到的“可看性”。所谓的“耐看”。
大卫和陈冲聊起来。
“我想，乔伊这个人物就像……就像一条被放在岸上的美人鱼；她很美，但她的美是以脱离她自然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她有种很美的情调，异国情调，但人们在欣赏她的情调时大概忘了，她不该属于岸。她在岸上将活不下去，除非进化成另一种动物。乔伊因此是很弱的，她渐渐出现的邪恶是她进化出来的自我保护性。”
陈冲对乔伊的这番分析使大卫十分会心地一笑，然后便沉默了。沉默并不久，陈冲便接到通知：乔伊由她来扮演。
大卫从陈冲的一番谈论中得到启示：乔伊可以是任何国度的女人，越远越好，因为越远便越异。“异”将有助于角色的内部张力。
剧本中有这样两行对话——
问：“这个乔伊是什么人？”
答：“她是本州最美丽的女人。”
陈冲此时面临的挑战是能否演出这个“美”。得承认比她美的女子大有人在。她要演出比容貌更重要的美：美人的心理状态，美人的处世哲学，美人的姿态和神情。
陈冲在《双峰》中的角色并不重，她却从来没有“混”过戏。尤其和一个天赋极好，又极其用功的导演合作，她对自己仅有的几句台词总是反复掂量，有时一句台词就够她推敲出十来种讲法，不顺口的词，她便自己调色打磨。
大卫林区对陈冲在表演上的探索是完全dòng察的。这个每天要在一家固定的咖啡铺消磨一个早晨，一口气灌进七八杯咖啡的导演总是在一张餐巾纸上写满他的创作构想。他往往懂得每个演员的试图，他往往在你试图达到一种高度却又力不能及时助你一把。
陈冲对人不止一次地说：“可贵的就是他懂得我在朝哪个方向探索，探索什么，然后他帮我完成这个探索。似乎他比我更清楚我想演到什么程度。”
《双峰》中，陈冲以一个不重大的角色给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乔伊是个绝难混同于任何美国银幕形象的人物。她令人爱、恨、怜、惧；她以她极有限的出场展现了她的多侧面的人格。
“这个角色跟我本人的性格相差十万八千里。”陈冲在《双峰》获得轰动效应时说道：“她所做的事，她的行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做。甚至不能想象。幸运的是，我也不必去做那些事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不同意她的行为准则，但我仍爱她。演员应该有一种宽大为怀的懂得；懂得善善恶恶都是人性。不能够用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准绳去衡量你演的角色，那样会使角色限在很幼稚的‘好人·坏人’格局里。做一个演员，你必须深入到角色内心深处，站在她（他）的角度，为她（他）的行为找到情有可原之处。这样，你才能够演出人性；你不对这或善或恶的人性做审判，审判权留给观众。因此，我从头到尾都不认为乔伊是个坏女人。从扮演角色，到做人，我感到自己有了越来越广阔的懂得。懂得不是同情，也不是谴责，懂得是‘允许存在’——不管它与我多么相悖，都应该允许存在。艺术不是美德教育，不是劝善事业。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关观世音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对观音控诉他父亲，说父亲怎样鞭打他、nüè待他，让他活不下去。他请求观音替他复仇，去杀那个bàonüè的父亲。观音说：‘不，我不能够杀戮；我从不杀戮。不过你若去杀你的父亲，我是理解的。’报复和残杀是和观音的本性彻底相悖的，而观音具有这样广阔的懂得，对男孩的行为有彻底的体谅。演员也需要如此广阔的对于人性的懂得。”
记者们对陈冲的这番见识感到惊讶，并十分含蓄地表示了赞赏。他们归纳：“这就是乔伊这个小角色之所以不同凡响的缘由。”
几年过去了，人们仍谈起《双峰》，仍谈起乖戾美貌的乔伊以及她的扮演者陈冲。
“想去台湾拍片吗？”
“想啊！”陈冲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此的发问。
如果问为什么，她会被问住。为什么，她不完全答得出。陈冲生活中，不少“为什么”都是所答非所问地被答复了。说她情绪化，心血来cháo，她都笑笑，表示认账。
也许是因为对台湾好奇。同是中国人，又不同的中国人，用陈冲自己的话说：“像一些从来捞不着见面的亲戚：特别想见，又有点怕见。”
也许是想在另一片中国国土上找一点宠爱、关怀和欣赏。也许只是像她自己说的：“出国这么多年，一直用美语演戏；转回头用中文谈台词，大概会觉得好新鲜？”
陈冲的想去台湾拍片的愿望一直因为种种缘故而不能实现。
首先是忙。《末代皇帝》之后，不喜欢社jiāo的她开始收到各个国家重要人物的邀请。英国王子查尔斯和黛安娜公主邀请她和尊龙共进晚餐。另一次是接受法国前总理蓬皮杜夫人的邀请，去巴黎午宴。尽管这样的活动本身并不占去太多时间，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是颇耗时的。欧洲社会对服饰和场合的相符非常重视，穿戴不仅体现一个人的教养、身份，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主人的尊敬。因此陈冲必须花相当的时间订服饰和修饰发型。再就是这类活动总是会惹来大群大群的媒体，她必须做言词准备。
《末代皇帝》在世界各国公映一年之后，陈冲仍不断随剧组周游列国，做宣传和演说。有时她失去耐心，对好莱坞这套“公关”策略牢骚满腹：“没完没了？！……时间和生命都花在这种事情上（宣传和接触媒体），哪里还剩下多少时间让我去创作新角色！……影片和角色本身好，不用宣传；它们本身糟，宣传也没用！”她在给一个友人的信中如此发着脾气。
最主要的障碍是陈冲的身份。在她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期间，她曾在香港主演的一部影片《恶男》竟被台湾当局拒绝在台上映。所以直到陈冲拿到美国护照，她与台湾演艺界的合作才开始列入正式计划。
台视筹拍的四十集连续剧《随风而逝》的拍摄过程仅仅两个月，对陈冲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经验。她向新闻界，也向朋友们谈到自己的苦恼：她所不具有的“两栖性”——西方的表演训练使她一下子无法适应中国的表演要求，常觉得“横也不好，竖也不对”。这次实验性的合作让她想到，她需要一位中文台词教练，她越来越感到自己与中国语言的生分了。
就这样，陈冲大洋彼岸、此岸，从一个外景地到另一个外景地，从来都是让拍摄计划把自己的生活填塞得过分地满。否则，“清晨醒来，空虚非常厉害。……在这种时候，黑白的Fax，和电话里失真的声音都不管用。”陈冲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感觉写信告诉亲近的朋友：“什么时候我们能坐在一起缝自己喜欢的裙子？……”
从台湾又飞往澳大利亚、泰国，直接进入了另一部电影《guī滩》的拍摄。陈冲已弄不清是自己让生活如此之忙，还是生活在让自己忙。
忙，似乎是忘淡她情感上的欠缺，可有时她发现越忙她便越发地感到这份欠缺。
来到《guī滩》摄制组外景地时，她独身一人，其他人员已先她到达了。旅馆很高档，空dàngdàng的大厅，鞋跟踏上去的声音更显出它慑人的空寂。
服务人员告诉陈冲，她订的那间房还住有客人，得等一两个小时才空得出来。
陈冲问：“我能先打个电话吗？”
服务生弄清她要打的是国际长途，歉意地笑笑说：“不行，请你还是等进了你自己的房间再打。”他的意思是电话账将难以结算。
陈冲最怕这类等待，它使她茫然、伥然，使她有种无所归属的感觉。往往，这感觉一冒头，她便抓起电话向自己在上海的亲人，或向在美国的友人倾诉一通。有些朋友担心她巨额的电话账单，总提醒她：“好了好了！吃力地到处拍片，别都花在电话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