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乔怡和十几个上海新兵在这个广场上集合。他们你推我搡，为一点点磕碰尖声抱怨着，列好了很不象样的队伍。一个瘦高身材的军人走过来，他的步伐似乎用测距仪量过，显得那么平稳均匀。他穿着洗白的人字呢军装，膝盖上有两块jīng致的补丁。奇怪的是，他往队前一站，这群穿着军装的大孩子大气也不吭了。
“立正——”他不知从哪里迸出一种金属撞击似嗓音，随后行了个漂亮的军礼。这过分庄重的礼节使大孩子们傻里傻气地鼓起掌来。
“肃静！”他对这捧场毫不领情，膀子短促有力地一挥，有点凶，“稍息。”
面对十几张肃然起敬的面孔，他把双手卡在亮锃锃的腰带上。
“同志们！你们是gān什么的？是战士！从今天起，你们和他们（指指围观的老百姓〉是军民关系！对不对？”
新兵们又犯傻了，一齐开心地笑起来。
“笑什么？！从现在起，你们要逐渐缩短老百姓到军人的距离！懂不懂？”
“懂——”这次大伙接受了教训：军人是不能随便笑的。
他满意地欠了欠脚跟，接着谈起解放军是个怎样的大学校，大家庭。不作美的天在这个最庄严的时刻下起雨来。队伍里的桑采伸出舌头去接雨点，身材最矮小的huáng小嫚缩得更矮了，还有两个姑娘掏出花手帕顶在头上。乔怡更是骚动不安，她军帽下拖了一根长长的辫子，听外婆说，淋了雨，长头发非生虱子不可。而这个穿人字呢军装的人眼皮也不眨，仍笔直地站在那里，讲着“大学校、大家庭”。雨下大了，队伍开始骚乱，新兵们都缩起脖子，表情又可笑又可怜。十三岁的桑采终于耐不住叫道：“下雨了呀……”
“徐教导员，”将要任女兵班长的田巧巧站出来替大家请愿，她是有一年军龄的老兵了，“是不是先上车？……”
徐教导员yīn沉沉地看着这个不象样的队伍。
“立正——！向右看——齐！”
新兵们看见右边停了一辆红白相间的大轿车，只等一声“解散”，他们就准备逃到那里面去。二月的雨，淋在身上不怎么带劲儿。可徐教导员毫不动心，把身板挺得更直了：“你们虽是文艺兵，但首先是个兵！是野战军的文艺兵！所以要象个兵样！”
队伍里有人斗胆发议论，说他“比郭建光还郭建光”，“比杨子荣还杨子荣”。他让大家披上雨衣。而等新兵们将周身裹严实后发现他那发白的军装颜色变深了，被雨淋湿的部分在迅速扩大版图。他毫不在乎，嗓门依然发出金属之声。新兵们不再有想逃的了。看着这个“兵”，他们开始玩味“兵”的含义。刚才围观的老百姓一转眼全逃到有屋檐的地方去了。只有“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逃。仿佛他们顿生一种“兵”的意识，顿悟一种“兵”的骄傲。他们学他的样，都把腰挺得直直的……
那一天，他们步行进入军营，在徐教导员带领下，一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桑采嗓子唱劈了，huáng小嫚在雨里直吸溜鼻涕，乔怡的背包不久就到了田巧巧肩上。多数人走得歪歪趔趔，哼哼唧唧。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位教导员领着他们几乎绕城走了一周。
五路汽车来了，乔怡最后一个上车。她对任何事情都显得缺乏热情，或者叫心不在焉。
她的心不在焉曾惹恼过不少人。徐教导员头一次就发现了她这个特点：“大家都唱歌，你为啥不张嘴？”
“……对不起，”她大吃一惊，“每个人都必须唱吗？”
“部队嘛，不管gān什么都应该步调一致。懂吗？”
“懂了……”她赶紧唱起来。可她始终没弄懂进食堂gān吗非唱歌不可。
新兵的第一顿饭给乔怡留下极深的印象。其一是唱歌，其二是年龄最小的桑采大闹一场。她首先对食堂没桌没椅抱怨不迭。八个新兵围成一圈，一个挨一个蹲在一只铝盆周围。
桑采往盆里瞅一眼便嚷起来：“我不要吃两种混在一块的菜！”没人理她。因为饭前宣布了纪律，吃饭时不许说话。她说了几遍觉得无趣，便抹起泪来。女兵班长田巧巧赶来，问清原由，“嗬”的一叉腰：“你们家是地主老财吗？这菜不吃想吃啥？”她一句话就让桑采止住了泪，不过嘴巴仍在不服输地直撇。
等田班长一转身，她便“呜”的一声嚎啕起来。一面哭一面喊：“姆妈！姆妈……”
从上海来的新兵都记得她那位姆妈：在火车站搂着女儿几乎哭瘫了，一面还要颠三倒四地抱怨：“要不是怕你将来要去插队落户，姆妈哪里舍得你走……当兵到底比黑龙江好多啦！”当时的桑采倒毫无悲色，并不时怨怪母亲哭得她好难为情。
徐教导员赶来时，桑采已哭出一头汗，鞋也蹬掉了。
第二天，新兵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忆苦思甜”。班长田巧巧先发言。她尚未开口，泪水已淌下来，全体新兵陡然肃穆了。接着，田班长语不成句地讲起爷爷——一个板胡老艺人的惨死。她那喑哑的噪音、质朴的语言，把一种凝重的气氛笼罩在这群不谙世事的新兵蛋儿周围。桑采从田巧巧掉泪时就开始哭，最后哭得衣襟也湿了。几乎每个新兵都发了言，有的叙述父辈的童年，有的在新旧对比中反省自己。最后，桑采在徐教导员的目光鼓舞下，忸忸怩怩掏出一张纸，上面只有寥寥数行字，并且字都象五香蚕豆那样大。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爸爸小时候常常饿肚子，连一个大饼也买不起。以后我坚决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完了。”
会后，徐教导员单独留下乔怡。
“今天就你一个人没发言。我敲了你好几次警钟，你还是好跑神。能和我谈谈，你在想什么吗？”
乔怡吓坏了，雪白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没想什么。我……”她为难地咬住嘴唇。怎么讲呢？她的家庭有什么值得炫耀呢？听见桑采说到“大饼”，她跑神了。那年她刚上学，考试得了“双百”。外婆很郑重地从外面拎回一个盒子，盒子用几层报纸包裹着。打开一看，她惊叫：“栗子蛋糕！”
“奖给你的。”外婆垂着眼皮，和她祷告时的表情别无二致。
这蛋糕在她看来是太了不起了：那油渍的褐色表皮中，镶嵌着大大小小的果仁；深huáng的栗子粉中夹着红色的透明体，那是层厚厚的草莓酱。栗子蛋糕比一切花里胡哨的奶油蛋糕更好吃，价钱也更可观。她叫两个哥哥：“快来吃栗子蛋糕！”
“不对！”外婆对她绷着脸，“不是蛋糕。”
她诧异了，难道她会看错向往已久的东西？
“我告诉你，”外婆说，“这是大饼——三分钱一个的大饼！”
“……是蛋糕。”
“是大饼。”外婆纠正她，一点看不出她在开玩笑。“明天，你对同学们说，你晚上吃的是大饼，和他们一样的大饼。”
“外婆，人不可以扯谎。”
“你以后还想我奖给你蛋糕吗？”外婆避开孩子的直觉。
“是的，我爱吃蛋糕。”
“那么好。我再问你，”她指着蛋糕，“你吃的是什么呀？”
“……大饼。三分钱一个。”
母亲在沙发上做着她永远做不完的毛线活。她看着这场“戏”，始终哀怨地笑着。她斯文而彬彬有礼，成年穿着深蓝色的衣服。尽管这样，邻居们待她走过依然指指戳戳：“这个资本家小姐还在摆架子。”她和父亲都承担着最普通的社会分工，拿着最相应的报酬。而弄堂里对这一家的每一笔开销始终很关注，因此外婆把蛋糕拎回来要裹上若gān层报纸。其实这种高档商品很少进入这个家庭。邻人们不了解这幢曾显赫一时的小楼早成了瘪臭虫，空有其囊了。这幢楼里的成员也象其他人一样，凭劳动挣钱，而花钱又不能象其他人那样磊落。父亲曾打算把这幢楼卖掉，搬到别的地方，去和大家享受同样温度的阳光。而外婆说她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房子里。幼小的乔怡听父亲和母亲吵架时说过，外祖父似乎是自杀的，因为破产，破产又是为了一个叫“jiāo际花”的女人。父亲狠狠诅咒着，“哼，一个老花痴！把一堆垃圾扔给我……当初别人还说我快婿乘龙……”母亲听见这话总是扑过来双手捂住女儿的耳朵。外婆yīn沉沉的，手在胸前急速地划十字。两个哥哥和乔怡是站在爸爸一边的，他们巴望这房子早一点卖掉，即或塌掉也好。在他们降生于这幢小楼时，楼下的狗尾草代替了芍药，常chūn藤早已象烂鱼网似的贴在楼壁上。听说他们的外祖父曾留过洋，得过学位，开过银行，办过男女同窗的学校，著过书和有过许多的钱。但到了第三代出世，一切皆作云烟消散，只留得这幢房管局辖外的小楼，凭父母的工资又无法修缮它，窗子上的彩色玻璃只幸存一块，供儿时的乔怡透过它去把世界看成一个童话。
她从小就恨那幢古里古怪的小楼，它和古里古怪的外婆很配套。还有那一屋子笨重的家具，家具的暗淡色彩表明自己无屑于向人们显示质地的高贵。在乔怡印象里，那些家具从未挪过位置，一方面是父母慑于外婆的固执，另一方面，家里缺少挪动它们的体力。它们就长在那里，生了根一样。就连那个生满臭虫的大沙发，也从未有人想到要清理一下，只是偶尔有客人来时，提醒他不往那上面落座就是。好在那臭虫也感染了这家人的习性，安分守己，从来不打算挪窝。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外婆死了。
后来那幢仅剩一块彩色玻璃的小楼也失去了……乔怡毫无表情地看着徐教导员。难道我就和你谈这些吗？假如我如实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把这一切讲出来，你们会怎样看我哟！
不料徐教导员正视着她说：“你的家庭我了解。你要对你那个没落贵族的家庭有所认识。放心，组织上不会另眼看你的。部队嘛，是个大家庭。要珍惜啊，你到部队是不容易的。”
乔怡比教导员更知道这“不容易”：听说不少部队在上海招收文艺兵，父亲领着她一天要跑两三个考场。大哥去黑龙江插队，二哥因体弱多病留在里弄看传呼电活，轮到她的还不知是什么命运。乔怡在考试时，看见父亲朝人家敬烟陪笑，象个极不熟练但却相当热心的产品推销员，她难受得连害臊都忘了……
汽车上开始拥挤，乔怡为一个抱孩子的妇女让了座，妇女一个劲让孩子说：“谢谢解放军阿姨！”可孩子只是盯着乔怡打量，盯得“解放军阿姨”慌忙掉转身子。她从来弄不清自己太丑还是太美，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会好奇地打量她，那些猜忌的审视的排外的目光，往往弄得她惶惶然。记得新兵训练结束，她向人们征求意见，不少人为难地说：“你总有点跟别人不同……”只有班长田巧巧慡快地指出：“你太文质彬彬！你那份礼貌一点也不让人舒服！”直到现在，她依然承认田巧巧的话jīng辟。比如在食堂打菜，她总要微笑着说一声“麻烦您”，其他姑娘却和炊事员大声笑骂，而“骂”来的菜，却远比她多、比她棒！九泉之下的外婆哟，按她的理想和规范制造的乔怡，在人群中显得那么孤独、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