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十六条》，巴黎公社式选举“革命委员会”，非常荣幸，荣幸嘛呢，我们局成立 “革命委员会”要选四个成员，一个正主任，三个副主任；原来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当上了正 主任，我被选上了副主任，要不是巴黎公社式我当不上，咱这出身哪行？这就非常荣幸了。 革委会成立，搞牛鬼蛇神，揪呀烧呀斗呀都是他们三个同志操持。这三个同志出身好，算红 卫兵。可他们工作素质不行，就光搞运动。我领着十几个gān部gān业务。说适话，我心里觉得 这一次来势凶猛，早在工厂搞“四清”时就觉出来，可并不了解毛主席说的大权旁落，是要 把刘少奇这些人搞掉，还没认识到这么高。只觉得五七年大鸣大放，不过是诱敌深入。六二 年听到陈毅的报告，更明白这里边有深浅，接受历史教训嘛。再说出身不好，折腾不好就折 腾自己了，我这叫明哲保身。我就闷头gān实事，可光搞业务不搞运动也不成，人家说你不忠 于毛主席，咱就接待红卫兵小将。这也是苦差使。外地串连来的红卫兵一拨一拨，有的客 气，有的穷横，不管他们嘛样，得管吃喝住，弄毯子弄席子弄稻草帘子，叫他们住；给他们 买绒衣棉帽；他们白吃自拿，就往帐上记，反正上边有jīng神，支援小将们。管这种事儿，苦 大累，那些小祖宗那么好侍候呀。我们设备处三番五次挪，绘他们腾住处，没窝儿了，最后 只好搬到局长办公室外间的会议室里办公。这时别的处都成立“造反队”，唯独我们没成 立，这样就像我们不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情绪有看法有意见，无形中就有压力了。我 想个办法，天天下午坚持两个钟头学习，念文件，念社论，两报一刊社论，学语录，唱语录 歌，唱国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可风言风语就来了，说我们设备处是“逍遥处”。 那时不是有句口号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吗？一个老局长对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保守 呢？人家都成立队了，你们这样不怕人说？”还有一个老技术gān部，人不错，也悄悄劝我： “你们也别叫人家有看法，总得有所表示。”我琢磨一下，就找来一份传单，是别的“造反 队”成立的宣言，基本上词句不动，改改后边的署名，起个组织的名字，叫“东方红造反 队”。刻钢板印传单，还是老局长帮着我们翻片儿印的，贴出去，就算成立了。我们这个组 织是这局里最后成立的，这个局里也是山河一片红了。其实，成立了也麻烦。因为整个局， 包括下边的各个公司各个厂已经形成两大派。而我们处在局里人数最多，下边又管着十几个 厂，有些厂没厂长，我们直接管，被认为有实力，各厂的人加起来几千号，所以两派都争取 我们。
我当时的想法是，成立“造反队”，只是应付一下，千万注意别像五七年“反右”最后 把自己拗进去。运动总是一时的，应付过了这关，把处里的同志们安全带过去就得了不管怎 么说，不抢先，不冒前，别武斗，别闹事，别渗乎进社会上的两派就行。
一加入“造反队”，明白的事更多。过去是在“造反队”外边看“造反队”，现在是在 “造反队”里边看“造反队”。真心说，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这么喊罢了。有 的有捞头，挣命；有的像我，也是明哲保身，稳住劲儿。这么大的运动，谁知自己一个闪失 栽在哪里。这决不像“反右”那样掏心掏肝，谁都不拿真心的，谁都有自己的一盘算盘殊 儿，谁都留有余地。搞运动搞得人jīng了，比老家贼还贼。我的原则是不参加辩论，别卷进 去，稳居中游，只做边边沿沿没风险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组织他们学习，贴贴大标语 大字报。“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幸好我们局里没发生什么武斗。要说我们局的两 派，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 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也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gān部班子， 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gān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这些gān部都有 斗争经验，习惯暗斗，不善明斗，别看运动激烈时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还一块吃饭，打打 岔。就这形势，还不错，没有你死我活，后来大联合也不费劲，二十六块牌子往门口一挂就 算联起来了。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抓业务，那时叫“促生产”，最保险，运动后期秋后算 帐，也算不到gān活的人头上。直到后来搞万名gān部下放，我们一直也没停顿工作，我想这样 就保平安了吧。
可没想到，你不找事，事来找你，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一个“造反队”头头，一天拿个本本找我，给我看。这大概是六七年的事。他说：“这 个本是五月三十号打市里‘革gān联’头头家抄来的，上边有咱主任在他家汇报局里运动情况 时，说你的话。”我一看，大吃一惊，又莫名其妙，竟然写着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司令。我非 常恼火，投影儿的事，我怎么成了国民党司令的儿于了？等到两派大联合时，我当众问他是 怎么回事。基建处一位同志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年前，有个同志在我们处里说，马 季相声《牵牛记》的牛司令是小牛的爸爸，是句笑话，这话后来传到设备处处长耳朵里，笑 话就成了半真半假。处长向上边领导汇报时，就说《牵牛记》里的国民党司令是小牛爸爸， 成真的了。”
当时两派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又气又急，质问这主任。他挺硬，他弟弟在北京 当大官，是个高gān，以为自己有后台。不但不认错，还当面骂我：“狗崽子，你算什么东 西，国民党来了，你准反攻倒算。”我气愤得上去要抽他嘴巴，他戴眼镜，我摘下他眼镜给 他来了脖溜儿，没打嘴巴，离得太远，就手指头尖扫着他一下。可打那以后，我就落下个外 号叫“牛司令”。先是给我爸爸的外号，又落到我身上了。当然这是个取笑的外号，我也不 介意，有时还挺得意。我行政上挺行，又管一摊事，叫我司令，等于尊敬我。天天和人一碰 面，就是“牛司令”；打电话找我也是“牛司令”。局里没人不叫我“牛司令”的。下边有 些人也知道。不知我姓名也知道设备处有个“牛司令”。只是不知道这外号的来由。叫我外 号，表示热乎，好找我办事。后来gān部下放转工人，有的到gān校去，有的到新单位去，我就 背着这外号到基层工厂，倒觉得是个爱称了。无论谁这么一叫，倒觉得挺近乎。这不该完了 吗，不。
到了七六年拨乱反正，清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糊里糊涂，不知打哪儿造出来 的，新单位的人竟然都以为我是原先局里的司令，“造反队”的头儿，成了造反司令了，冤 不冤？不知哪个王八蛋造的，可这不是儿戏，上下都当真了。
我那次不是扫了主任脖子一下吗，那主任一口咬定说我打他了，说打砸抢就占了一条， 一直暗地里审查我。我的职称问题，定级问题，提拔副厂长问题，总受这事牵连，改革方面 提意见也没人敢采纳。糊里糊涂一个外号，好像“文化大革命”我有什么罪恶似的。要是当 初在局里我闹一回，谁再叫我这外号，谁就是王八蛋，就好了。更倒霉的事是嘛呢，在局里 时，一次两派联合斗当权派，在人民礼堂，不知打哪儿弄来市委副书记陪斗，架市委书记的 人个子太小，站在旁边没气势，管专案的一个同志说叫我上去，因为我个子大。我就上去 了，还叫摄影记者拍在照片上了，后来翻出来，算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错误的证据，无 形中又和“牛司令”这外号联在一块了，倒霉不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