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下边。S市周围农村几乎叫我跑遍了。二百五十多种杂草都象长在 我心里。在植保站搞出除草剂就拿到农田试验，一有成效就推广。院里搞“文革”，两派 斗，开会，我尽量躲着不去。我有办法，逢到院里叫我去开会，参加运动，我就请公社或县 里出面替我请假。我和农村的关系好，搞除草剂对他们确实有很大帮助，他们肯为我请假。 我到处搞试验田、开现场会，故意把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院里一来电话叫我去参加运 动，这边农村gān部就在电话里喊：“不行，我们贫下中农现在正用着他呢！”就替我拦了。 我做得也十分小心，天天gān什么都有记录，十年里记了整整十大本，防备人家查呀。一次院 里搞政治清查，派人到我所在的县里调查我的现实表现。县里就说我这个人如何如何好，如 何脱胎换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斗私字，学习毛主席著作，编一大套。 农村gān部也很jīng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话就能把这些来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后又把我写得密由 麻麻的《工作日记》往桌上一摆，院里的人无话可说。这样，既躲过运动又gān了业务。农村 是我一张大政治保护伞，没有这伞我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为了这伞我必须加倍努力为他们 gān，可是这正是我要gān的呀，我这是一举两得。你说我做得妙不妙？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挫折，必须善于保护自己。我很清醒，总不去 开会也会遭到院里反感，万一惹恼他们也很麻烦。有些重要的会，比加传达中央文件呀，学 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会或重要的会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适。有时回城时，就到 单位个别关系不错的同志家里串门，摸摸情况，政治上的大情况必须要心里有数，没数也要 出问题。有时你不找它，它还找你呢！关键是不能陷进去。非要写大宇报表态时，决不能提 具体人名；对人事问题要装糊涂。叫我揭发，我就说：“我和谁都不接近，不知道问题怎么 揭呢？”两派对立时，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说：“我糊里糊涂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绘 你们坏事。”这也躲过去了。我尽量把自己搞成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开会时从来 都坐在墙旮旯很少和人谈话，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会注意你。叫别人 忘掉我才好。我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胆小怕事，糊里糊涂，政治上无所作为，正好！这也正是 我jīng心设计，自我塑造的形象。郑板桥有四个字：难得糊涂。当然这是一种表面的装傻卖 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涂，很jīng神，搞起运动来拼命表现自己。但从中国的政治看，这 不过一时出出风头而巳。你爬上去，别人就盯住你了。赶到政治上风向一变，必然想法把你 打下来，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车祸，伤筋动骨，几年 里缓不过来。人生很短，有三次两次一辈子就报废了，最后一事无成。
尽管我很清醒，很谨慎，也出过一次事。七五年，市里农办的头头忽然说，松根松土是 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提出来的，是无产阶级治田方针，现在有人搬用西方资产阶级 的东西对抗，主张懒汉种地，不锄草，不耘土，查查谁搞的？查来查去查到我身上。这就是 我前边说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吓得我几夜睡不着觉，心想这回该完了。多亏县里出面 说，除草剂是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虽然不锄草，可是使用除草剂后地里没草了，产量非常 高，我们贫下中农欢迎！市里派下人来一看，果然如此，这才不了了之。这是我十年中唯一 碰上一次大麻烦。可有惊无险，也算不上一个“情节”吧！
现在有人说，我是最幸运的一位科学家。“文革”中没挨整，也没中断业务。现在赶上 好时候，走运。这是从外部看我，并不理解我的内心。七九年我国科学回到正轨，我跑到国 外一看，吓一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远！我国80％人口拴在田地里，搞农业科研的人 数少得可怜。很多地区还是靠天、靠经验、靠原始的生产方式种田。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 口只占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术，搞艺术，受教育。从我的专业眼光看，我国现 在耕地是十六亿亩，算上有些地区一年两产，差不多二十一亿亩。一年锄三次草，需要三个 人工，全国每年人工锄草需要六十亿人工，每个工按五块钱算，就是一百八十亿元。这是多 大一笔财富，这笔巨大财富的làng费难道不压在我们科研人员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几个科研人员顺顺当当过来的？除去当时国防任务保护了一批科学 家，在社会上的几乎都成了攻击目标。有的一蹶不振，沉沦下去；有的中断业务多年，信息 闭塞，现在接都接不上气了。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特别恩赐， 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jīng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我没跌跤，还算一个 “成功者”，但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 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 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拿你写小说来说，就是没高cháo，没起 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qiáng有 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了，自己却消失了。你尝过“没有自己”的滋味吗？这是种很深刻 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gān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 品，一辈子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岂不更可悲！为什么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么难被理 解，总是处在这种可怜巴巴的境地？国家呵，我对它的感觉很奇怪。一会儿觉得它很具体， 很神圣；一会儿觉得它很空，很无情……一次，我还有种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 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你说是吗？这又是为什么？
在封建传统中，国家的主宰者就是国家。
第23章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1967年32岁 男 T市某电车公司工人
我是头一批起来造反的— “电车红旗”手下重兵三千— 闻名全国的六0九大武斗— —江青一闹，大联筹趴蛋了— 凭白无故被判无期徒刑— 咱是用自己两条腿走出监狱的— —你把毛主席叫来，他也说不清。
我给你写信，是拿块砖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写我。
十年来写“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为嘛，总透着“假”气，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 现，就一帮打手，五大三粗，惨无人道，勾上脸谱啦，使我们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 鼻，我们好像验收过的猪肉，屁股上盖个戳，撂在案板上，谁想吃哪块就切一块。
我为嘛造反？当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辈，出身没问题。十四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没上完进 缝纫社当小工子。“三五反”时，站在党这边，限资本家残酷斗争过。资本家蔫坏，等“三 五反”一完，他说买卖亏本要倒闭，把我轰出来，人家买卖还接着gān，我可失业了，就进电 车公司卖票，一个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蛮不错。那时进电车公司并不难，开车的能举起个 墩子就成，卖票的会算个加减法就要；厂里的老工人没文化，我们进去是一帮年轻秀才，马 上起来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我能写，当上《工人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看报社发的稿纸 上边印着的两句话“反映群众呼声，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热气儿。当时工人很苦，领 导的人头杂，净gān缺德事儿，我就揭，替工人们说话。自以为对党一片忠心，谁知这叫“哪 壶不开提哪壶”，成了电车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觉还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