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伙在W省H县插队的却青，如今碰到一起，少不了还要说说这些“咸味糖”，开心地笑一笑。我们那时都是小青年，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不过二十出头，jīng力旺盛，调皮捣蛋。我们玩得最过瘾的一次，就是关于“朱大妈”那件事。
不过这事一直对外保着密，第一次公布于众。
那时，gān活累，吃得差，特别馋。我们这一伙——七八个人吧，只要谁家寄来一包红糖，拿到手，撕开包，立刻一抢而光，可跟着嘴唇上就落一群苍蝇，轰也轰不走，那地方连苍蝇也“缺嘴”，馋死了。
吃不到好东西，就谈好吃的。一天谈得受不住了，便决定去邻村B村偷猪。并想出一个绝法儿来，拿几个饽饽，使酒泡了，猪吃了肯定醉倒，就把猪抬回来痛痛快快解解馋。这法子保证管用，又好玩，大伙一起出主意时，倒好像共同编造一个笑话。于是，大伙分头去搞应用的东西。有人弄来几个玉米面大饽饽，有人去杂货店偷来一瓶酒，我和一个叫老三的小子到大队部，把一副破担架拿出来。大伙一见担架，又想到一个主意，把原先计划的一个疏漏补上了。那就是如果把醉猪抬出村子时，叫人发现了怎么办？有了担架可以说抬人去县医院看病。这是担架给大伙的启发。我成了有功之臣。于是大伙说，猪弄到手，多给我一块猪屁股吃。我一高兴，又把一条白布被单贡献出来了，因为必须把猪遮盖住才好说是病人。计划真是愈来愈周全，也愈来愈好玩，叫那几个年岁小的兴奋得连蹦带跳。
事不宜迟，当天夜里我们潜入B村。入村后，只要有狗叫，我们就扔一块酒泡的饽饽给它，马上它就不叫了，这些狗都是饿狗，相信它们很快都成了醉狗。这样，顺利到达猪圈前，看准一头又肥又大的母猪，就把一个带着酒香的大饽饽扔进去。
大猪正躺着，但饽饽一落地，它立刻扑上来几口就吞下去，动作比猫还快；我们又扔一个，再一个，直把泡酒的饽饽全扔进去，我们就蹲在猪圈外，等着它醉，只听见它“吧叽”嘴巴和不住地美滋滋地打呼噜的声音，那时很担心酒劲不够，后悔没多带几个泡酒的饽饽来。直等了一个小时，忽然圈里没了声音，伸头一看，大猪早已经烂醉如泥了。我们忙进去，七手八脚把它弄出来，放在担架上，遮好被单，飞也似地抬出村子。这大猪真重，等我们意识到己经脱离危险了，大伙都累得浑身大汗淋漓，抬担架的胳膊好像没骨头那样软绵绵。
我们早已想到，不能把它抬回村子，那样会被人发现。我们计划把它弄到H村通往县城那片荒地里，那儿有许多乱土岗和野林子，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大猪解决，但就在半道上出了意外。
一伙Y市来的知青，迎面走来，男男女女大约五六个人。我们完全没有准备，打算和他们打个招呼就混过去。但这伙人中间一个瘦高个儿的男青年非常热情，问我们抬的人是谁。一刹那，差点把我们问住了。多亏我机灵，编个瞎话说是村里一位老大妈得了急病，我们送她去医院。他们一听，非要帮忙，我们说不用了，可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A村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刚从县里开了三天会回来。他们要学雷锋好榜样，“助人为乐”，还一齐背诵有关的毛主席误录。他们其中一个问我，这老大妈是什么家庭成分；当我一说，“当然是‘三代红’了”。他们来了阶级感情，说什么也要帮我们把担架抬到县医院，并且和我们争起担架来。jīng神的力量真是无可抗拒，再说我们已经抬了二十多里，jīng疲力尽，又做贼胆虚，终于被他们夺去担架。他们中间的一个女知青，要掀开被单看看，马上被我制止，我说：
“这儿风太大，大妈是重感冒，不能再受风！”这女知青马上住手，还把被单掖严，一边说：“要不我觉得大妈的呼吸这么重呢！”我身边的老三差点笑出声来。我感到事情已经无法改变，如果跟他们去县里医院，准会露馅。我便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负责，我们可就回去了。”
这伙知青一听，都十分热情地满口答应，并叫我们回去休息。于是，他们抬着担架返回县里，我们也掉头返回去。
分开后刚走几步，就听那瘦高的男青年朝我们喊道：“你们和大娘是哪个村的？”
我一想，马上回答：“B村的。”B村就是猪的家。
那个女知青又叫道：“大娘姓什么？”
我这次回答得可是又迅速又巧妙：“朱大妈！”“朱”就是“猪”呵！
这时，我听那瘦高的男知青用嘹亮的嗓门喊道：“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朱大妈的，回来见！”
“回来见！”我们一起举手，祝他们成功。然后，我们忍住笑，拼命向前跑，直跑到回头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地方，说什么也忍不住了，一齐扑在野地上，大笑，打滚，翻跟斗。这真比吃一顿猪肉还高兴。
下边的事是听来的了：
据县里的人说，那伙知青把担架抬到县医院，已是早晨八点多钟。他们把医生叫出来，说有急诊病人要抢救。医生上去一拍，刚叫一声：“打妈！”只听这“大妈”呼地一吼，忽然跳下来，飞似地乱跑，由于身上蒙着被单，谁也不知是猪，全看傻了，“大妈”怎么如此迅猛骁勇？
哎，你说，文革的经历，怎么能缺少这个？
咸味糖的真正味道，还是糖里边的发涩的咸味。
第三个人：还钟 1974年23岁男R省R县O村插队知识青年我看过你那些文革的文章，你写的那些人那些事全都是倒霉的，看起来挺不舒服，我想给你来个“反cháo流”，讲一件得意的事，也是我成功的事！
一九六九年底，我给赶到R省R县O村，插队gān农活。前后gān了五年吧，黑夜到头见曙光，我有了返城的机会，但必须大队支书同意后盖了章才能办理。我们那支书，一句话，王八蛋！纯粹是地头蛇，我看过去那恶霸地主刘文彩也没他横，我们村里三个女知青——咳，不说了！弄不好，泄露出去，缺德！就说我这次吧，要想从他手心里走掉，可没那么容易，我已经打算让他扒一层皮了。我知道他贪得厉害，可是送东西得送到人家心气儿上。他的侄子是民兵队长，也是他的亲信，我就向他打听，由此便知他正需要一个挂钟。大队gān部开会，十次有九次在他家里开。没钟点哪行？我问民兵队长他想要个什么样的钟，那小子瞥我一眼便说：“还不是要那种外边木头壳、里边带摆、打点的钟！”我一听心里就冒火。这个钟还不得七八十块，顶我爹两个月的薪水。这群王八蛋，真他妈黑！
你知道，我是个不吃亏的人。晚上躺下来琢磨到半夜，忽然有了高招。我便先给我在北京的舅舅写封信，说明我的情况，请他帮我一次。终生终世，只这一回。
无论如何按要求寄给找一个挂钟，我保证三个月内把钟还给我舅。
我舅在北京铁路局当调度，工龄长，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手里有点钱，我家平时碰到难处就向他开口。他收到我的信！很快买了钟寄来，还附了一封信，信上安慰我一番，却根本没提我保证三个月还钟的事。他以为这是“孩子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