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右边的小路前行，很快来到一片开阔地。白桦树的枝gān间看得见湖水。有座小小的堤坝，一艘深huáng的塑料船系在堤边。是钓鱼用的简单的小艇。在树丛中有幢小巧的木屋，房顶上探出砖砌的方形烟囱。木屋旁边停着一辆赫尔辛基牌照的白色雷诺面包车。
“那里就是哈泰宁家。”老人用庄重的声音宣告，接着像个即将闯入bào风雪中的人，端端正正地戴好帽子，朝着地面呸地吐了口痰。像小石块一样硬的痰。
作向他道谢：“我送你回停自行车的地方吧。我已经知道路怎么走了。”
“不，不用。我走回去。”老人发怒似的说。作猜大概是那个意思。那是他听不懂的语言。从发音来判断可能是芬兰语。然后老人连握手的间隙都不给他，下车甩开大步就走，头都不回。简直像已经把奔赴冥界的途径告诉亡者的死神。
作坐在路旁夏草中的高尔夫车里，望着老人的背影。然后下车，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比赫尔辛基的空气还要清新很多。彷佛是刚制造出来的空气。徐缓的风摇着白桦树叶，不时传来小艇碰撞堤岸的轻微的咔嗒声。某处传来鸟鸣。很有穿透力的短短的呜叫。
作看了看手表。吃完午饭了吗？稍稍犹豫了一下，也想不出其他事可做，便决定去拜访哈泰宁一家。他踏着绿色的夏草，径直朝木屋走去。正在门廊午睡的狗狗站起来，盯着他。小小的褐色长毛犬连吠了几声。没用绳索拴着，但那并不是威吓的吠叫，所以他继续前行。
大概是听到了狗叫声，作将要到达门口之际，门开了，一位男子探出脸来。他从面颊到下巴长满浓密的金色络腮胡。大约四十五六岁，个头不算高，就像超大尺寸的衣架，肩膀又平又宽，长脖颈。头发也是浓烈的金色，好似纠缠在一起的毛刷，耳朵朝着一旁钻出来。上穿短袖格子衬衫，下穿蓝色工装牛仔裤。他左手抓着门把手，看着走近的作，然后呼喊狗狗的名字，制止它吠叫。
“哈啰！”作说。
“你好！”男子用日语说道。
“你好！”作也用日语响应，“这里是哈泰宁先生的家吗？”
“是的。是哈泰宁家。”男子用流利的日语答道，“我叫爱德华哈泰宁。”
作走上门廊的台阶，伸出手。男子也伸出手，两人握手。
“我叫多崎作。”作说。
“作，就是制作东西的作吗？”
“对。就是那个作。”
男子微笑了一下。“我也制作东西。”
“那太好了。”作说，“我也是制作东西的。”
狗狗跑来，用脑袋蹭了蹭男子的腿。然后像附送赠品似的在作的腿上如法pào制。这大概是欢迎仪式。作伸手抚摸狗狗的脑袋。
“多崎先生，你制作什么？”
“我制作火车站。”作回答。
“呵呵，你知道吗，在芬兰，最早铺设的铁路就是赫尔辛基和海门林纳之间这一段。因为这个缘故，本地人很为火车站自豪。就像为这里是让西贝柳斯的诞生地自豪一样。这说明你来对地方了。”
“是吗？这个我倒不知道。那么，爱德华先生，你制作什么东西呢？”
“我制作陶器。”爱德华答道，“跟火车站相比，是不足挂齿的小东西。来，请进，多崎先生。”
“打扰了。”
“哪儿的话。”爱德华说着摊开双手，“这里欢迎任何人。制作东西的人就是我的伙伴，尤其欢迎。”
木屋里没有人。餐桌上有只咖啡杯和一本摊开的芬兰文平装书。看来他是独自边看书边喝饭后的咖啡。他请作坐下，自己坐在对面。往书页里插进一枚书签，合起推到一边。
“来杯咖啡如何？”
“好的。谢谢。”作说。
爱德华走到咖啡机前，往马克杯里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到作面前。
“需要砂糖和奶油吗？”
“不用。黑咖啡就好。”作说。
奶油色的马克杯是手工制作的。把手歪歪扭扭，形状非常奇怪。但拿着很顺手，摸着感觉很亲切。好像只有自家人才能听懂的温馨的玩笑。
“那只杯子是我大女儿做的。”爱德华笑嘻嘻地说，“当然，拿到窑里去烧制的是我。”
他的眼睛是柔和的浅灰色，与头发和胡须浓烈的金色很相配。作极其自然地对他生出好感。相比都市生活，他是与森林湖泊更相称的类型。
“多崎先生一定是有事来找惠理吧？”爱德华问道。
“嗯。我是来见惠理女士的。”作说，“惠理女士在吗？”
爱德华点点头。“在。饭后跟女儿们一起去散步了。大概就在湖边走一走。那儿有条很不错的散步小路。和平日一样，狗狗总是先回来。她们马上就会回来。”
“你日语说得非常好。”作说。
“我在日本住了五年。岐阜和名占屋。在那里学习日本的陶艺。不会日语什么都gān不成。”
“你是在那里认识惠理女士的吗？”
爱德华慡朗地笑起来。“对。很快就坠入情网啦。八年前在名古屋举行婚礼，然后两个人一起回了芬兰。现在在这里制作陶器。回芬兰后一开始在阿拉伯陶器公司担任设计，可我一心想自己gān，两年前自立门户，成了自由设计师。每周还到赫尔辛基大学讲两次课。”
“总是在这里过夏天吗？”
“对。从七月初到八月中旬，在这里生活。附近有个我和同伴共同使用的小作坊。上午我从清早开始就在那里gān活，总是回家吃午饭。下午主要和家里人一起度过。散散步，读读书，有时大家还一起去钓鱼。”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爱德华开心地一笑。“谢谢你。这一带很安静，工作也很顺利。我们过着简单的生活。孩子们也喜欢这里。可以接触大自然。”
屋子里有面白色灰浆墙安了一排落地的木橱架，摆着像是他烧制的陶器。此外几乎没有称得上装饰的东西。一只朴素的圆钟挂在墙上，一套小型音响和一堆CD搁在结实的旧木柜上。
“那个架子上的作品，大约有三成是惠理做的。”爱德华说，从声音中能听出自豪的余韵，“该怎么说呢，她有种天生的才华。与生俱来的东西。表现在她的作品里。赫尔辛基有几间店放着她的作品，有些店里的甚至比我的作品更有人气。”
作稍感吃惊。他从来没听说过黑对陶艺感兴趣。
“我不知道她在制作陶器。”作说。
“惠理二十岁过后开始对陶艺产生兴趣，从普通大学毕业后，又考进爱知县立艺术大学的工艺系重读。我们是在那里认识的。”
“是吗？我好像只了解十几岁的她。”
“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吗？”
“对。”
“多崎作先生。”爱德华再度念叨这个名字，眯起眼睛搜寻记忆，“这么说来，我听惠理提起过你。在名古屋，关系非常好的五人小团体中的一位。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