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信中讲到的“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这几句话，我读着非常焦虑。今年以来，江苏、浙江等省攻克的城池很多，惟独金陵城，迟至今日也没有把握，加之军费奇缺，不如意的事情、不顺耳的言语纷至迭起。我都忧郁成疾，何况你的劳苦甚过我百倍，你的心血久亏重过我数倍呢？从chūn天以来，我一直害怕你肝病发作，但在信中你每次都含糊其辞，这四句话实情全露。
这种病不是药物所能奏效的，必须把万事万物看开一些，不恼不怒，才可使病情逐渐减轻。毒蛇蜇手，壮士自断手臂，以保全性命。我兄弟若要保得性命，也应当视恼怒如毒蛇，花极大勇气去除它。
肝子发作，大发雷霆时，不只是心中不平静，也不害怕，确实有这种情况。不只是你年方盛年是这样，就是我这种已渐衰老之人，也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必须qiáng迫自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降伏这种恶劣心情，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降龙伏虎”。龙是相火（欲望），虎是肝气（怒火）。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过不了这两关，也不仅仅是你我两兄弟如此。关键是要抑制住这两种情感，不能使它燃得太旺。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人所说的熄灭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制怒，就是伏虎。儒学与佛教虽然主要的道理并不同，但他们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使我们过分的欲望伤害我们的身体。
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李鸿章的态度，毕竟，李鸿章是自己的弟子，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在关键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得极其仗义，在给曾家兄弟的信中，李鸿章一再表示自己不想抢头功。他不断拖延朝廷的敦促，一会声称部队需要休整，一会又向朝廷进言，准备将自己的军队调至湖州，从南面对金陵实施包围。没想到的是，李鸿章兵马的调动激怒了由浙江对金陵进行包围的左宗棠。左宗棠火速向朝廷报告，说李鸿章想“越境掠功”，弄得李鸿章十分尴尬。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很明显，就是要拖延时间，把最后攻克金陵的头功让给曾国荃。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中，能守得住，看得出来，李鸿章还是懂得知恩图报的。曾国藩无奈何，只好派人敦促曾国荃，让他全力攻城。毕竟，时间不等人了，再拖下去，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1864年7月19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的曾国荃号令攻城了，通向金陵城的地道已挖通。曾国荃几乎是用嘶哑的嗓子下令点火，几分钟后，数万斤炸药爆发出一声巨响，金陵城墙被炸塌了二十余丈，黑色的硝烟冲天而起，整个金陵都能感觉到地动山摇。不仅仅城墙上的太平军消失在轰鸣中，湘军冲在前面的四百多士兵也在硝烟弥漫中粉身碎骨。数万湘军一齐呐喊，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冲入城内。此时，金陵城中早已断食很多天，残存的太平军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到了晚上，金陵九门皆破，征战了十多年的湘军，尤其是在金陵城下坚守长达两年之久的曾国荃的“吉”字营，在这样的狂喜中，早已忘记了创立之初曾国藩所制订的各种纪律，开始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
皇帝赏赐给曾国藩的碑
每个人都疯了。实际上不仅仅在城池攻陷之后，在此之前，战争的双方都失去理智了，长时间的杀戮和压力，使得残存的人性早就烟消云散。洪秀全在金陵被围困的最后关头，眼见着城池守不住了，jīng神彻底地崩溃。他整天嘴中念念有词，不断呼唤神灵，乞求上天让地下长出食物，让自己的天兵天将饱餐杀敌。失望之极，洪秀全饮药自尽。死之前，洪秀全甚至命令手下用十几层厚布，在死后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洪秀全在乞求什么呢？是解脱，还是逃避？一个靠神权来确立地位的统治，比依靠道德和王权的统治，还要愚昧和落后。这样的方式，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吧？攻下金陵城后，曾国荃带人冲击了天王府，命人掘开了洪秀全的坟墓，将洪秀全浑身的厚布全部扯烂，用刀斧将尸体剁得粉碎。即使是这样，曾国荃还是不罢休，他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pào弹，然后接连发she出去——曾国荃同样也疯了，洪秀全就是死，也要让他的yīn魂散去——这是一种仇恨吗？这分明就是最后的疯狂。
战争，就是这样以最疯狂的方式进入高cháo，也进入尾声。
1864年7月27日，曾国藩由安庆乘船来到金陵。一路上，曾国藩都在回顾这十多年的战争生涯，那些曾经的凶险宛如皮影戏一样在他脑海里一一掠过。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个耗费了自己和那么多人十数年光yīn和生命的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烟消云散了？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作为一介书生，白手起家，居然赢得了这场对抗的胜利。这场对抗，不单单是军事上的对抗，更是文化的对抗以至理想的对抗。从来就是书生办大事，那是因为书生有着理想，有着不俗的志向。如今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不是湘军击败了太平天国，而是它们自己击败了自己——是这个政权在文化上的缺失，以及认识上的幼稚和天真，埋没和葬送了远大前程。曾国藩想的是，一场运动，如果广大的知识阶层站在它的对立面，那么，它必定会孱弱而短暂。这一场骚动，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却以错误的方式所造就的结果。十多年的战争过去了，这场战争，让多少人家破人亡，也让多少生灵涂炭——历时十四年，死亡四千万人口，这就是这场内乱的结果。让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一个数千年推崇道德和礼教的国度，所遭受的血祭，竟然如此之多？这个古老国度一直弘扬的道德，在这样的兵燹面前，显得如此苍白，也如此无力。
进入金陵之后，曾国藩感到身体突然之间软沓下来，经历如此的炼狱后，曾国藩感到忧郁加重，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很快，朝廷下旨，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几天后，朝廷对一百二十多位在攻占金陵中有功的湘军人员大加嘉奖：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李臣典封一等子爵，萧孚泗封一等男爵，二人也赏戴双眼花翎。
恭恭敬敬地聆听着钦差大臣宣读上谕，五十三岁的曾国藩百感jiāo集，他实在是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只是明白，这一切都来之不易，都是天地之间的造化，而他头顶上的红缨，是代表不了这种天地造化的。封赏还让他产生一阵恍惚，结果就像梦一样，突如其来，又倏尔离去。受封仪式结束之后，最信任的幕僚赵烈文见到一身盛装的曾国藩，开玩笑地问：我以后称呼你，是称呼中堂呢，还是称呼侯爷？
曾国藩幽默地回答说：“只要你别称呼我为猴子就行。”
除了有点得意，曾国藩的内心，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戏剧感和虚无感了。
第九章 海阔天空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军旅生涯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章，从1853年组织湘军开始算起，直至1868年剿捻中途退出，这十六年左右的时间，在曾国藩六十多年的生命中，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意义上，都应该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把一个人的经历当作是个人自我冶炼最重要因素的话，那么，曾国藩长达十多年的战争生涯，完全可以看作他生命升华的重要条件，也可以看作曾国藩对于自己的一次生命放逐。而他在生死之隘口所走的每一步，不仅艰苦而决绝，也富有某种神示的意义。实际上不仅仅是曾国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人生都具有宿命的色彩，都是那样的扑朔迷离，不可知晓。在它的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命运，成就了一个真正的曾国藩——它不仅造就了曾国藩丰富无比的阅历，也使得曾国藩的人格趋于完整。命运使曾国藩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晚清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里，闪烁着最后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