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的战斗生涯，带给曾国藩的有三样，那就是：卓越的功勋、糟糕的身体以及几近消极的人生看法。一个人内心巨大的U形弯，对于旁观者来说，一般是很难觉察到的。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个一直注重于观察自己内心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直能清晰地体验到自己巨大而细微的变化，也能充分领略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和欢乐。这个文化符号本身所感受的，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也不是轻易的嬗变。可以说，他能够感受到命运赐予欢乐的，只有极短的一段时间，而在更多的时候，他只能感受冥冥之中传达的无言的信号，一直细若游丝地向他昭示什么。在更多时间里，为了追寻这个信号，他在内心当中表现出捉摸不定的渴望，内心拱动的，是焦躁、孤寂以及苦涩。尤其是在战争岁月中，当浴血已成为一种不得不经历的过程，或者战争彻底地堕落为杀戮和血腥时，曾国藩一直隐忍着巨大的内心痛苦，也深深地陷入一种迷彰，他感受不到实现理想的巨大快乐，也感受不到因辛苦付出本该拥有的幸福。在更多的时候，困惑和不解包裹着他，使得他轻而易举坠入忧伤的迷雾，跟失望纠缠在一起。甚至，伴随他的，是撕心裂肺的痛楚。这样的感觉，让他从未意识到一种幸福，他只能远远地注视着幸福，却不能拥抱和保住幸福。
尽管如此，长时间惨烈的战争生涯对于曾国藩性格的形成，是根本性的。道，就是这样无是无非。可以说，如果没有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曾国藩。这场惨烈的战争对于曾国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也许曾国藩只会成为一个学问不错的朝中阁老，一个自以为是的谏臣。战争让曾国藩陷入彻底的忧郁。虽然战争让曾国藩功成名就，但那种更多来自于内心的凄凉占据了他。曾国藩这时候忧虑的，已不仅仅是清朝那个摇摇欲坠的小朝廷，他更多的是为人类本身的弱点和凶险感到悲怆了。
现在，金陵攻克了，曾国藩在经历短暂的狂喜之后，又陷入了新的问题，来自于内心，也来自于外部的变化。实际上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就凭自己的智慧和dòng察力，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危险。已经有一种力量在悄然对立了，而且，这种力量非常yīn险，也非常qiáng大。1864年7月初，金陵还没有攻克，河南巡抚张之万就暗自向朝廷上了一份《裁勇练兵折》，建议朝廷裁削湘军。这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当然是摸透了朝廷的心思才会向曾国藩she出一支毒箭。对于张之万之流的态度，曾国藩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一切正常不过。曾国藩关心的，只是朝廷的态度。朝廷的态度让曾国藩心里一紧——批复竟然是认为此议实为目前要务，令各督抚妥善办理兵勇回家。曾国藩知道朝廷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警觉了。
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的湘系如日中天。除了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外，仅在同治前三年，朝廷先后任命的湘系督抚还有：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唐训方、陕西巡抚刘蓉、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南巡抚恽世临。这些湘系的栋梁，再加上早期曾担任督抚的胡林翼、骆秉章、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田兴恕、江忠义等人，可以说，在近四年中，共有二十多个湘军将帅出任总督、巡抚之职。他们手执重兵，权倾朝野，尤其是人马，曾国藩的直辖部队近二十万，李鸿章的淮军七万余人，左宗棠的楚军四万人，沈葆桢的部队一万人，这样，再加上刘长佑等人的部队，总数应该在三十万人以上。而这时候所有的绿营和八旗加起来，也只不过七十万人左右，而且，他们的战斗力根本无法跟湘系相比。曾国藩想起这样的格局，心里就觉得惶恐不安。
曾国藩是清楚知道自己处境的。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想到，朝廷和那些平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臣们，对这件事情，竟然比自己敏感得多。曾国藩从来就对自己有着清晰定位。身为一个汉人，曾国藩从不认为自己深得朝廷信任。毕竟，这是一个满人的政权，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的私家天下，自己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外族人，肯定是会让那些怯懦的满人忌讳的。不仅仅如此，自己在上上下下，还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就更让他们提心吊胆了。早在1861年10月，当宫廷政变的消息传来，曾国藩已经感到寝食不安了，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自己的“权太重，位太高，虚望之隆，悚愧之至”。因此，“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况且朝廷现在由孤儿寡母掌权，自身的虚弱，决定了他们肯定会稍有风chuī草动，都心惊胆寒、神经过敏。自己组建湘军那么多年，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直到江南大营被破，朝廷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才授予自己两江总督的职位，这本身就说明朝廷对自己的不信任。朝廷的疑虑，曾国藩当然不可能改变，要改变的，只能是自己，自己只有加倍小心谨慎，才能赢得朝廷的信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放弃权力。手握权力，就是手握潜在的危险。一直大权在握的曾国藩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战战兢兢走独木桥一样，稍有不慎，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实际上在进攻金陵之前，曾国藩就考虑过是不是应该退隐了。对于熟读中国历史的曾国藩来说，这当中潜在的危险他是最明白不过的了。功高震主，权倾东南，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臣被诛的例子还少吗？他知道，攻下金陵容易，至于平平安安地从第一功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比较困难了，那是需要胆大心细极高明的策略的。为了安全起见，曾国藩甚至避免去摘这个果实。这么多年的战争下来，曾国藩感觉自己已是qiáng弩之末了，他时常感到无限的疲惫如铅注一样灌满了全身，他真想退下来，憩息于青山绿水之中，做一个村夫野老，惯看chūn花秋月。但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正在兴头上，拼着命要亲手攻下金陵，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听之任之了，只是他每次给曾国荃写信，总是有意无意地提醒曾国荃。曾国藩总是一再说，我现在居于高位，又窃得虚名，时常有惊恐之感，那些历史上的重臣们，能够保持善终的极少，我担心的是我在这样的位置上不能保护你们，我倒霉的时候，也会连累你们，所以我们要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提醒，以避免大灾难。
金陵完全合围之后，苏州、杭州陆续攻下，只有金陵迟迟不下，曾国藩越发感到自己拥兵揽权，易遭疑忌。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曾国藩觉得是一个危险的兆头——时任江西总督的沈葆桢在“厘金收入”中再三为难湘军，居然裁减了湘军的军饷。当然，沈葆桢此举也实属无奈，江西连连支付湘军的军费，已不堪重负，作为地方官，他当然要照顾本省的利益。曾国藩很生气，收集材料参了沈葆桢一本。沈葆桢也不示弱，告到了户部，奏请江西厘金概归本省经收。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户部居然支持沈葆桢！这件事情让曾国藩非常不快。虽然沈葆桢是一代名臣林则徐的女婿，但作为江西总督，毕竟归自己所辖。曾国藩又上疏力争，这一回朝廷有所让步，让他跟沈葆桢分享厘金。这个判决还不足让曾国藩满意。后来，曾国藩想清楚了，这是朝廷故意在打压自己，权力的平衡一直是执政者所要考虑的，一切还是因为自己的兵权太重了。曾国藩甚至意识到类似的事还会没完没了，朝廷肯定会有计划地对自己的权力进行削减。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无奈何只得向朝廷打报告，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理由，要求回老家养病。在曾国藩看来，如果能早早离开这个危险的位置，也不失为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