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此突如其来的变化，曾国藩如坠烟云。他先是悲伤，随后，就是失望。曾国藩没有想到他的决策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更何况，意见还处于向朝廷请示阶段，并没有真正地付诸实施。现在，曾国藩觉得此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他的预料。那些朝廷的遗老遗少们，可以毫不吃力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可以堂而皇之地说着大话以及缝隙很大的官话，但结果呢，所有的责任都不在他们身上，背负这一切的，只有自己濒临腐朽的身躯。作为当事者，曾国藩当然力求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不仅仅是本方能够接受，对方同样也要接受。但在如此国力之下，奢望根本无法得到保证。如果事情不能得到解决，吃亏的只能是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曾国藩决定豁出去了，不管怎样，尽人事，听天命，他要全力避免这场战争的爆发，哪怕是委曲求全，也不能让这场战争打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一直与李鸿章保持着热线联系。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对于外事相对熟悉，有经验；而且胆大心细，有谋略，有手段。曾国藩多次去信给李鸿章，向他咨询处理的方法。李鸿章告诉曾国藩，“洋人论势不论理”，对于法国人，退让得缓慢进行，不能退得太快。再一点就是，如果法国人铁心要打仗的话，也不要怕，法国毕竟是欧洲列qiáng当中比较弱的，而且欧洲各国矛盾众多，可以有效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针对罗淑亚所提的要单方面惩治“天津教案主犯”的问题，李鸿章的意见是，不妨由中外大员一起审讯那些“罪犯”，如罗淑亚jiāo不出证据，自然不太好定罪。然后，就可以将法国人拖住。李鸿章的意见，让困境中的曾国藩如获至宝。这时候的曾国藩也想不出什么好计策了，他没有照会法国人，只是尽量地等待观望，他开始考虑拖延的办法了。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那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很多天都无法合眼。压力的倍增，使晚年的曾国藩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并且，由于连日的操劳，曾国藩的高血压病又犯了，呕吐不止，茶饭不进。更可怕的是，因为长时间休息不好，曾国藩又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经常神经过敏，想得太多。赵烈文说他是用心太多招致心力不够，所以无法入眠。曾国藩故作轻松地说：睡不着觉更好，我的生命就比别人多一倍时间。尽管在表面上故作轻松，但曾国藩还是知道自己力不从心。7月24日，曾国藩以身体不支为由，奏请朝廷另派大臣来天津协助查办教案。朝廷指示江苏巡抚丁日昌赶到天津，协助曾国藩办案。由于丁日昌一时赶不到，朝廷只得让工部尚书毛昶熙先去天津。8月1日，毛昶熙来到天津，会办教案，随行者还有侍讲吴元炳、员外郎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四人。
丁日昌
8月2日，一个好消息传来，早在7月19日，在欧洲爆发了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曾国藩非常高兴。如果一切属实的话，那么，法国将无力跟中国开战，天津教案的对峙局面必定会解除。当天，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法国公使第二次照会，欲杀府县。余坚执不允，渠无如何，顷于初九日回京，将与总署商办。闻布（普）国与法国构兵打仗（自注：此信甚确），渠内忧方急，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轻轻解此灾厄。”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黔驴技穷了，他只乞求上天有眼，在此关键时期，助自己一臂之力。
8月10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来到天津。很明显，赫德此行的身份是法国与中国谈判的调停人。曾国藩会见了赫德，同样跟赫德说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话，他让赫德传话给法国人，说：“中外修好，必以百姓相安为要。津郡为入京要冲，各国皆有驻京公使，洋人络绎往来，若办理太过，令津民冤愤不平，实非永远相安之道。”他还指出：法国人要求中国官员抵命一事，万难允许，只能查办有关凶手。赫德当即表示愿意向罗淑亚转达曾国藩的意见。8月16日，曾国藩再次接见了赫德，这一次的话题还是跟上次一样，赫德向曾国藩转达了当前的压力，法、俄等国再一次表示不肯罢休。与此同时，朝廷的压力也在增大，因为抓捕凶手的进展缓慢，英法等国大为不满。英国公使威妥玛去了北京，直闯总理衙门，向朝廷递jiāo照会一件，并在总理衙门大发雷霆。总理衙门认为，天津教案迟迟未解决，责任主要在于曾国藩。紧接着，朝廷又降旨，对于曾国藩办事的拖拉，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尤其对曾国藩批准当事人张光藻、刘杰请假，一个去了顺德，一个去了密云，十分不满。这时候的曾国藩再一次想退了，曾国藩萌生了由李鸿章来代替自己的想法。
赫德
8月21日，丁日昌赶至天津。同一天，刘杰也押赴天津。丁日昌是李鸿章一手提携的淮系洋务gān将，性格和办事方面，都颇有李鸿章的慡利风格。丁日昌一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缮育婴堂，同时命令道府县镇将五衙门，四日内各拿获四人，违者摘顶；同时密传县衙八班捕快，以重赏限期拿犯，逾期者严办。丁日昌的这些举动遭到了天津舆论的反对，丁日昌也不理会，继续大刀阔斧地推行。很快，有人攻击他是“丁鬼子”、“丁小人”；又有人四处张贴小字报，揭发他在江苏任上贪污受贿的事情。丁日昌一笑了之。丁日昌在拜见曾国藩时，专门为曾国藩请了两个洋人大夫，给曾国藩治疗头晕和眼疾。丁日昌劝慰曾国藩，天塌下来都不要管，一切都由他丁日昌顶着。8月28日，丁日昌的铁腕政策起到了作用，各衙门共拿获三十七人。到了9月中旬，总共抓获八十余人。因距法方要求三个月内缉出凶犯的期限迫近，丁日昌成立了专门的发审局，与曾国藩一起抓紧连夜审讯。对于丁日昌，曾国藩本来印象一直不太好，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曾国藩一再听到有关他问题的传言。但这一回，曾国藩领略到了丁日昌的果敢和麻利，这还真是个人才呢！敢作敢为，独当一面。曾国藩这才明白李鸿章欣赏丁日昌的道理。也许，在乱世中，就应该有这样的无理和果断吧，很多事情都是赌博，也许，还真的应该快刀斩乱麻似的赌一赌呢。
8月底，是送张光藻和刘杰进京的日子。虽然曾国藩知道周家勋、张光藻和刘杰主要是充当“替罪羊”，他们的审判，也就是做个姿态给洋人看。但是他们的命运究竟怎么样，曾国藩也无法断定。一直卧病在chuáng的曾国藩思前顾后，决定筹一点款子给这几个人的家属，杯水车薪，聊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吧。这么多年来，一直克勤克俭的曾国藩几乎没有什么家产，思前想后，决定从自己仅有的两万两银子的养廉费当中拿出七千两来，救济这三家。转念又一想，三家平分，一家只有两千多两，也太少了。于是，曾国藩安排赵烈文去直隶总督府募捐。赵烈文去了一趟，很快回来了，这一行，一共筹募了一万三千两，全是直隶总督府的幕僚们凑的，没有惊动地方官，更没有惊动百姓。曾国藩让赵烈文把这两万两银子分送给三家后，稍稍觉得安心了一点。年纪越大，心肠越软，这样的慈悲心，连曾国藩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