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慢慢平息下来了。天津城算是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曾国藩的病也渐渐有了点起色。就在天津教案将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金陵爆发了一桩离奇大案——接替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很快，又一个消息让曾国藩更为惊异：朝廷下旨，让曾国藩重任两江总督，负责查办这桩奇案；同时，将李鸿章由湖广总督上调任直隶总督，再次接任曾国藩的位置。
这样的旨意完全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朝廷如此决定，可能是他们以为天津教案已经结束了吧；或许，是因为他对于两江的情况更为熟悉？不管怎么说，曾国藩知道，这样的决定，等于向外宣告：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事件失败。虽然曾国藩对很多事情处变不惊，坦然受之，但这样的变动，还是让他落落寡合。李鸿章是一个很能gān的人，也是他的学生，对于李鸿章，曾国藩再了解不过了。曾国藩相信李鸿章能将天津教案的事处理好。虽然曾国藩对此事所造成的沸沸扬扬一直不太开心，对于结果，也很无奈，但曾国藩对这一切，还是认了。很多事情，当局面无法控制住时，就得牺牲掉个人的利益和名誉。换了谁，在这个位置上，也是要做牺牲品的……直到现在，曾国藩才明白，历史，完全是由不确定的因素所决定。后人在记载和撰写时，看起来那么信心十足，其实，完全是色厉内荏。其实，每一个隘口，都有着那么多的可能性，有那么多的陷阱和敌意。那些最后走到尽头的人，都是命运的宠儿。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宿命啊！
很快，李鸿章来到天津，与曾国藩进行了jiāo接。看到李鸿章仍是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曾国藩不由心生感慨。李鸿章还是比他洒脱啊，能拿得起，也放得下，不像自己，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这是曾国藩第二次正式与李鸿章进行移jiāo了，而且，在外人眼中，都是他的事情没有办好，然后，朝廷令李鸿章来接替他。第一次，是1866年，当时曾国藩奉朝廷命剿灭捻军，出师不利，朝廷命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来接替曾国藩，然后让李鸿章回任两江总督。这一次，仍然是这样。曾国藩知道李鸿章的才gān，对于李鸿章的为人，也十分了解。移jiāo之后，曾国藩仍积极与李鸿章沟通。他们师徒之间，还是好沟通的，有些事情，只要说几句话，心里也就明白了；另一些事情，不说，心里也明白。曾国藩问李鸿章：可做好准备了？准备怎么跟洋人打jiāo道？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耍起了幽默：“准备打痞子腔。”曾国藩听后很不高兴：这是代表朝廷啊，是代表国与国之间，怎么能“打痞子腔”呢！曾国藩当时就把脸一沉，批评了李鸿章两句。李鸿章见老师动怒了，慌乱解释，那是开玩笑的。曾国藩说，开玩笑也不行啊。李鸿章在老师面前还是谦逊的，李鸿章立即就说：学生记住了。
现在，这个濒海的城市再也没有曾国藩什么事了，甚至，在直隶乃至北方，都没有曾国藩什么事了。曾国藩觉得在直隶的这一年多时间里，简直如同梦游一般：练兵未完，办教案也不成，仅仅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又稀里糊涂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一次天津教案，从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此案，一直到离开，只有短暂的两个月。可以说，曾国藩是在艰难困苦焦头烂额中度过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曾国藩费尽口舌，耗尽心机，充分领教了洋人的无理，也领教了同胞的蛮横。现在，终于可以离开了。让曾国藩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朝廷执意要找自己这样一个替罪羊呢？一开始就把李鸿章放在这个位置上不是更合适嘛？也许，朝廷的意思就是这样善变，就像一张女人的脸——这是典型的女人政治，多疑，怪戾，虚弱。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个女人要把他这把老骨头放在火上烤一烤，直到烤出异味来才放下。也许，她就是想毁掉他，毁掉一个神话，也毁掉一则文化的寓言——一个神话破灭了，一个榜样倒塌了，只有在别人的神话和传说破灭之时，自己的危险才会真正地解除。
曾国藩终于归位了。在努力将人生画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后，曾国藩想的是，如何在收笔的时候，尽力使这根轨迹变成一个圆。在天津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曾国藩最惦念的，就是家乡白杨坪了。对于家乡，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曾国藩一直怀有深深的愧疚，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白杨坪、湘乡乃至湖南那块红土地给予的。自己这一辈子，一直忙忙碌碌，前期博取功名，中期带兵打仗，晚年极度虚弱，对于家乡，实在无暇顾及，欠账太多。现在，曾国藩最盼望的，就是回到老家湖南，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后，采jú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愿望，很长时间里，一直埋藏于自己的内心深处，秘不示人，也秘不示己。现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大，这种愿望，终于如惊蛰后的蚯蚓一样，开始蠢蠢欲动了，并且，越来越qiáng烈地向上拱动。这一辈子，曾国藩尽管如此喜欢学问，喜欢作文，但在他看来，自己从没有写出最好的东西，甚至，连一首好的抒情诗、风景诗、喧笑诗以及谐趣诗都没有写过。曾国藩给人的印象只是谨慎、冷静、冷酷、执著，甚至老谋深算、从容自得，其实，他的身上到处都是伤痛，可以说，涉世越深，就越感到恐惧和悲哀；恐惧和悲哀占据了他全部的生活，尤其是他晚年的生活。那是对于冥冥之中的恐惧，以及对于现实的悲哀。而他灵魂中真正的声音呢，却从没有机会酣畅淋漓地表达。现在，曾国藩很想躲到金陵或者gān脆回归那个属于自己的小山村，去淋漓尽致地表达，去淋漓尽致地释放。当然，对于自己是否能够真正地表达出，曾国藩一点也没有自信，在很多时候，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江郎才尽。很长时间以来，身上的痂壳越来越厚，心灵也蒙上厚厚的尘埃。要想自由地表达，毕竟已不太容易了，也不太习惯了。不过一切都不是太迟，自己可能还有时间，曾国藩这样安慰自己。也只有在这样的自我安慰中，曾国藩稍稍地找到一点心理平衡。人生，就是这样失之桑榆得之东隅，哪里有那么完美呢？
这一年，按照中国传统，曾国藩六十大寿。还没到生日，朝廷就早早地派人来天津，给曾国藩送来了寿礼，有：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福寿字各一方、佛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朝廷寿礼如此早早地送来，让曾国藩始料未及，这些，可能是慈禧太后对曾国藩以示安慰吧。女人的心，还是要细得多。曾国藩连忙上书谢恩，恳请皇上太后接见。圣旨很快传来：着来见。于是，曾国藩跟李鸿章告别，离开天津，到了北京。在京城，曾国藩又先后受到慈禧太后两次召见，这两次召见的地点仍是紫禁城的养心殿。慈禧太后先是问了曾国藩有关天津教案的处理情况，又关心地询问了曾国藩的健康状况，特别是曾国藩的视力，问得很细。曾国藩的回答是：“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随后，慈禧太后又问了两江总督马新贻的一些情况，让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在南方同样要好好练兵。看得出来，朝廷是被人欺负怕了，对于练兵之事十分迫切，很想在军事上自qiáng一番，以改变遭人随意欺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