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西游记》。这部小说的文学造诣并不高。唐僧师徒遭遇的九九八十一难有些雷同。每次妖怪都被战胜了，然后师徒四人往前走。如此重复拖沓，显得没有创造力。但是为什么这样写呢？四十岁之后，我才悟出《西游记》的伟大之处：它重视的不是过程，而是揭示出造成九九八十一难的妖怪的来源。所有的妖怪都是从天上来的，从菩萨那来的，从释迦牟尼那来的。唐僧要到佛祖那里取经，磨难来自佛祖。这时的一遍遍重复，就有了深意。
二、我走上创作道路的原因
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作者，是因为在生活中碰到过几个不同的人。在这些人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外祖母。她上个世纪1900年出生，生活了95年，1995年去世。外祖母个头不高，1.55米左右，一个普通的河南农村妇女。一辈子做的主要工作是给东家扛长工。外祖母年轻的时候在方圆五十里是个明星，她的名气相当于现在的茱莉亚·罗伯茨。但茱莉亚·罗伯茨演电影成为明星不奇怪，我外祖母给东家扛长工扛成明星就显得非同一般。河南是平原，割麦子的时候，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我外祖母割到地头，其他高个子的男人，能割到地的中间就不错了。过年的时候，我跟外祖母在火炉前聊天，她就给我讲一些历史往事，这给了我很多生活和文学的滋养。我问她为什么能够割这么快？她就讲，“很简单，割麦的时候，只要伏下腰，我就不直腰，只有到了地头才直腰。但别人直腰。因为你只要直一次腰，就想直第二次，第二十次。”
1993年，我有两个德国朋友，要到我的故乡看看。外祖母在跟他们jiāo谈的时候，其风度不亚于外jiāo部长。外祖母问，你们来自哪个国家？他们回答来自德国。外祖母又问，你们那里搞没搞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没有。外祖母一拍桌子说，毛主席要搞文化大革命，你们为什么不搞？其中一个德国朋友幽默地说，德国人太笨，毛主席说的湖南话，他们听不懂。外祖母点点头。又问你们一人划多少地？德国朋友分不清分和亩的区别，就说每人八分地。外祖母一听，从椅子上站起来，围着德国朋友转了一圈说，“孩子呀，你吃不饱。”德国朋友明白自己说错了，纠正说：“八亩。”我外祖母又转了一圈说，“你媳妇受累了。”我外祖母虽然跟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不同，人文背景不同，但是却产生了相似的世界观、人生观。这个相似就是，对世界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我走上创作道路的直接原因，是我一个少年朋友的引导。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当一个作者，而对另外三件事特别期望。一是想当一名厨子。因为镇上一个厨子叫老孙。有一次我们家来客人，母亲让父亲去老孙那里赊5个白面馒头。父亲去了，老孙眼皮都没有抬说不赊。父亲空着手回到家里。从此，这5个馒头就不是馒头，成了我母亲降伏我父亲半辈子的武器。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一吵架，母亲就用这件事说我父亲，我父亲就低下头，不再说话。他失去的不是5个馒头，是尊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厨子，挽回父亲的尊严。二是想当乡村戏班子里敲梆子的人。河南有豫剧。因为乡村戏班子演戏都是在晚上，月光下，梆子清脆嘹亮。三是想当一个小学教员，在孩子朗朗的读书声中，想些自己的心事。
15岁的时候，我当兵了。当兵缘于跟舅舅的一次谈话。舅舅问我，你觉得自己聪明吗？我说不聪明。他说，对了，你不聪明，也不傻；但世界上就怕你这种人，要么你聪明，要么你傻。他又问，想到能找什么样的媳妇？我摇摇头。舅舅说，就你这样的，正儿八经的姑娘就别想了，顶多能找一个小寡妇。我一下跳了起来，舅舅，我不找小寡妇。舅舅说，如果不想找小寡妇的话，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离开这个地方。
我在当兵的时候碰到了另外一个人，是在我人生道路上起着特别转折作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日常的生活如果谈到人际关系的话，实际上人很多，这个我在写《一地jī毛》的时候曾经说过，其实你每天需要对付的就是你身边那么几个人。同时，在你一辈子中间能对你起到转折作用的人也就那么一个人。我当兵的时候遇到了这么一个人，是他让我走上了作者这样一个道路。
我当兵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火车，火车对我的认识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太重要了。我们村没火车，我们县也没火车，河南有一个地方叫新乡有火车。在1973年当兵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几百个新兵穿着新军装在火车站走，许多人同时做一个姿势会产生一种气势，这个时候我们过天桥，当时我觉得火车站特别庄严，天桥也特别的高，几百个人同时走一个动作走出了一种气氛，现在想来天桥不就是水泥板吗？这个时候一列火车进站了，那个时候火车还是蒸汽的，喷出来的汽和笛声让我马上改观了。
火车上下去那么多的人，又上去那么多的人，这些人我一个不认识。过去在我们村，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可是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为这种陌生，为这种气氛，为这种鸣笛和喷出来的汽我哭了，这个世界是我过去没有见到的世界。不是为了熟悉，是为了陌生哭了，有个带兵的排长就上去问我，他说刘震云你是不是想家了？他问的跟我所哭的不是一回事。我回答的又是第三个事，我说，“排长，一当兵就能吃白馍，我们怎会哭呢？”然后我上了车就去当兵。
火车上没有厕所，因为一火车当兵的都是男孩子，清早的时候就把车的门拉开一条缝，大家排着队上厕所。可是我在移动的物体上撒不出尿来，我在门口站了半天没撒出来。排长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有尿没尿啊？我说排长，我有尿就是撒不出来。排长说，撒不出来就等于没尿。他一拽我，我转身就撒出来了。他说刘震云，刘震云，我算认识你了。这个时候我说，“排长，我想家了。”
在车厢的角落里，我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蹲在那里写诗。在这个世界上，我第一次意识到，诗可以离我这么近。这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们当兵的最高纲领是娶媳妇儿，最低纲领还是娶媳妇儿。一个人在旁边写诗，他要gān什么？这个人是我人生的历程中遇到的最聪明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聪明的程度超过他。一个农村的孩子在写诗，然后把诗让排长看一看。
当兵三个月，这个青年将帽徽和徽章一撕，人就不见了。很多人说他叛逃了。其实没有，这个青年回老家了。再后来我回家乡的时候去看他，发现他家里堆的全是书，都是马恩列斯的书。他说要将这个世界搞明白。我问，你搞明白了吗？他说，越搞越糊涂。但是村里的人都认为他疯了，因为他整天在chuáng上看书，也不下地gān活。在一个信奉马列的国度，读马列著作的人却被认为疯了。接着又发生一件事，一个姑娘跟他谈恋爱，后来觉得他疯了，就跟另一个人谈恋爱了。马列主义是相信bào力的，他一锤子下去，将那个人打死了。在审讯他的时候，公安局的人也觉得他疯了，因为每当问一个问题，他会一口气回答半个小时，说的全是《资本论》上的话。在我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你要写作。”我问为什么？他仍jiāo待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懂。我听了一个杀人犯的话，开始写作。但这么多年过去，我对世界还是没有搞懂，和我的朋友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没有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