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还说，他一生的理想无非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我对这句话有了真正刻骨的理解是在2006年的“感动中国”的评选中。2006年年末，在许多评选材料里，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人：她是一位农村阿姨，从嫁到这个村子开始，就义务抚养村里所有的孤寡老人。就这样，她日复一日地在这些老人家中奔走。她自己的四个孩子在耳濡目染下，从小就觉得村里的孤寡老人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帮忙给老人们洗脚、剪指甲。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四十年。当时我给她写的推介词是：“如果富人做这样的事叫做慈善，那穷人做这样的事，她就是圣贤。”看到她的故事时，我明白了什么是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她一生并未走出过农村，但她就是一位活着的圣贤。最后“感动中国”颁奖的时候，每一位获奖者都会得到一句赠言。这位农村妇女得到的是这样四个字——“温暖世道”。
中国儒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和谐，讲究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讲究的是每个人“天下己任”、全社会“和而不同”。
健康的文化生态，一定是多元的、富于建设性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实际上积淀在中国人的血液中、骨髓中，它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伦理判断。一位农村大妈，她可能目不识丁，但她知道孔夫子。她知道孔子的态度和观点，知道逢年过节大家要互致问候，也知道教育子女要为人诚信。也就是说，仁义礼智信一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追崇。百姓熟悉的“忠厚持家久，诗书继世长”等，很多都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孔子是个普遍的代称，他代表了中华文化源头，中国人朴素的安身立命之本。
孔子，在这个年代是一个文化指称。孔子代表的是中华整体文化在心灵上的唤醒和复归。中华文化中不仅仅有儒家思想，也包括大量的道家思想，这就是我在讲完《论语》后主动提出讲《庄子》的原因。我认为如果只有“儒”而没有“道”的话，我们的文化建构是不圆满的。
儒家给了我们土地，让我们能够站在地上行走，去实践，去以身践道，它鼓励社会人格的自我实现。但是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们就没有思考，不能飞翔，没有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只有土地没有天空，我们会变成过分沉溺的现实主义者，而失去理想色彩，生命自觉无法建立，就容易再一次进入集体无意识。
中国人说的人格理想就是盘古的理想，所谓“神于天，圣于地”，神圣两极，人就在天地间。道德和秩序是同等重要的。很多东西是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说，两个坐标是能够相互制衡的。用儒家的最高理想来描述人格，而儒家所谓人一生的历练，从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要到达七十岁才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个人道德指标，就是按照自己心灵指引的方向去实现个人；不逾矩，是外在的制度指标，是遵循外在的一切社会要求，这两者能够合二为一，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用庄子的话就更简单了，五个字，叫“外化内不化”。外化，就是顺应制度；内不化，就是坚持人格道德。中国的儒与道，殊途同归，以不同的表述描述了一种和谐状态，就是个人与社会永远不要过分夸大冲突，而更应该qiáng调一种和谐。
学问有一个很高的境界，就是“通透”二字——通达透彻，能够渗入生命，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而中国人格一直是在儒道相济的理念里学会成长的，这就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在其社会理想上都是儒家，在其自然理想上都是道家。”这么一想，儒与道不简简单单拥有一种严谨的学理意义，它也是我们每一个朴素心灵可以分享的一种文化权利。
解读经典，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心去完成这样一番体悟，我想，不是一个年头，一段经历，一个文凭可以回答得了的。也许这一生中永远在成长，永远在感悟，我今天谈的是今天的感悟，20年后，30年后，还有那个时候的感悟，21世纪是个多元选择的时代，人心容易迷惑，大家要追寻简单的真理，国学开始复兴。《论语》讲的就是“人人心中有，口中无”的东西。另外，我们正好赶上大众传播时代，现在有《百家讲坛》这些途径，让一些有研究的学者，真正用自己的感受去体悟、去激活象牙塔里的东西，通过大众传播这个平台，还原到每个人心里去。媒介时代是外在原因，跟多元时代人心呼唤的内在原因，碰在一起，内外相合生成这种现象。作为一名传媒学者，我的学问一刻没有间断过。而向大众讲《论语》、《庄子》，也是我的使命。《百家讲坛》的定位是面对初中文化水平的观众，要求15岁的中学生都能喜欢，要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为了炫耀学问，去和大家讲版本考据，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面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大众传媒首先要尊重大众。
我的成功不是思想、学问的胜利，而是传播策略的胜利。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我信奉“道不远人”，也就是真理离人心不远，要找到身边的小故事去诠释经典。《论语》简单朴素，流传千古，我的传播策略，就是要在故事情节中，让大家感悟道理，让老百姓活在经典之中，从内心完成唤醒，而不是外在灌输式的接受。
第11章 易中天品武汉
非常高兴回到我生活多年的武汉和大家见面来谈一下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的问题。重点谈武汉，也谈其他城市。为什么要谈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这个问题呢？因为一个城市的个性，一个城市的文化影响着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地区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前我们讲发展的时候总认为发展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发展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城市曾经给出过一个题目就是《文化与发展》。我说这个题目要是放在二十多年前，我可能认为文化和发展是没有关系的。
我是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流行一种服装叫喇叭裤，这个喇叭裤有的人可能知道，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喇叭裤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臀部和大腿包得很紧，裤腿很大，像一个喇叭。喇叭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问题青年的标准服装。那个时候的问题青年的标准是上身穿t恤衫，下身穿喇叭裤，手上拿着收录机，收录机里面放着邓丽君的歌曲招摇过市。80年代初，这种服饰开始流向校园，我们大学生也开始穿喇叭裤，于是校方有点紧张，我们新时期的大学生怎么能穿得跟街上的流子哥哥一样。但是学校做得非常地人性，没有开批判会，没有开报告会，而是在校园贴一个标语：喇叭裤能chuī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然后我们的同学在下面贴一个小标语：请问什么裤子chuī得响？
结论是什么裤子都chuī不响。那时文化和发展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十年以后我的想法变了，十年以后到198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jīng神我们要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十年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得最快的是哪儿呢？是广东。广东是什么地方呢？广东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当时的喇叭裤t恤衫，听收录机，邓丽君的音乐都从广州的高第街批发出来的。所以改革开放头十年以后，我发现最先发展，最先富起来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后来有人总结了一条经验，发现有一个规律，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因为改革开放头十年，中央的政策是对地方尤其是对东南沿海地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是广东发展起来，福建滞后，上海也滞后，1988年我到上海出差，买一包飞马牌香烟还要票，广东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