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打江山的都想坐江山。不让坐江山,咱就一拍两散,另起炉灶,重新再打江山。刘秀和刘备便是扛不住这种压力,也不敢冒这种风险。他俩要是不称帝,那部下怎么办?只有称帝,部下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想要的封赏,在江山中分取一杯羹。
回到李斯当时。帝国刚刚统一,且不说皇子,单说那些打天下的功臣,也无不想分得帝国的一杯羹,所以王绾分封的建议一出,立即满朝响应。皇子分封了,功臣焉能不封?
分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国中之国,令由己出,土地赋税皆归己有,子孙世袭,长享富贵。这样的美梦一旦破灭,谁能不急?
按理说,李斯也是统一天下的大功臣,假如分封的话,绝对少不了他的份。要是他只看重个人私利的话,则当王绾提出分封之时,他完全可以附和,至少也可以保持沉默。那么,他将得到一块不小的封地,而且其爵位土地可以由子孙世袭,何乐而不为呢?犯得着断了那么多功臣同事的念想,损人又不利己吗?而且得罪了那么多嗷嗷待封的皇子皇孙,何苦来哉!
因此,平心而论,李斯废封建,挺郡县,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宽阔胸襟和高瞻远瞩。以嬴政的聪明睿智,终其一生对李斯信任有加,也正说明他认可了李斯先公后私的政治忠诚。
后人不深察,总喜欢视李斯为贪恋富贵之徒,以为他一生都在追求做一只仓鼠,可谓大谬也。驽蹇之窥天骥,老鸱之吓鹓,又复可笑也。
【4.其他政策】
议帝号、废谥法、从水德、立郡县等等政策,是在统一之后才提上日程的。而以下政策早在统一之前便已酝酿成熟,只等统一既成事实,立即付诸实施。
这些政策有着相同的关键词——统一。
其一,统一度量衡,帝国上下采用统一的计量标准。为此,中央政府向各郡县颁发统一制作的标准量器(有少数量器幸运地流传至今),并在上面刻上皇帝的诏书全文。同时在法律上也加以规定,凡是度量不准,比如短斤少两,或者大斗进、小斗出的,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以确保此一政策之执行。
其二,统一货币。“中一国之币为二等,huáng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guī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货币铸造权则全部收归国家掌控,严禁私人铸钱。国家铸造之钱,即便质量不佳,或者磨损过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
其三,统一车辆轨距,即车同轨。成语闭门造车比喻只凭主观办事,不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结果造出来的车根本就不适合在路上跑。车既然造出来了,怎么就不能在路上跑呢?要理解这一点,对现代人而言可能有一点难度。但在古时候,并没有混凝土浇筑的公路,连柏油马路也没有,大部分都是土路,而那时的车又没有配置轮胎,对道路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在某些路段,由于土质松软,风雨侵蚀,加上马车的来回奔驰,路上就会出现两条深深的印辙,轨距宽度不符合印辙的车辆很难在这样的路上行驶。车同轨之后,对驾驶员而言自然是好消息,对造车者来说同样也是好消息,他们从此可以放心地闭门造车,车出门自然合辙。
其四,统一文字。chūn秋战国以来,各国文字渐渐分离,同字不同意,同意不同字的情形多有存在。统一之后,政令文书不便,于是由李斯牵头,以大篆为基础,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李斯作《仓颉篇》七章,赵高作《爰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作为官定的标准字书颁布于世,一面供教授学童,一面供民众查阅。中国能够长久统一,而不是分裂为一个个独立的小国,秦之统一文字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参照欧洲可知,如果任由各国的文字自行演化下去,今日之中国又将是怎样的一副面貌。
此后,又分别有销兵和建设新咸阳两事。
战国两百余年苦于兵革,思想界如墨家,便力倡兼爱非攻之说,make love,not war(要爱情,而不是战争)。至于民间,也是厌兵已久。于是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置廷宫中,示天下以永不再战。此金人十二,汉朝犹在,后董卓财迷,毁坏其十,用以铸钱,幸存的两个也在两晋时被苻坚销毁。惜哉,使十二金人能得存一,斯芬克斯像、维纳斯像又岂能在雕塑史上专美?
咸阳既已成为天下之都城,自当有首善之都的格局和气宇,以集天下视听,感召民众。早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每破一国,便参照该国的宫室设计,在咸阳北阪上予以原样复制。等到统一之后,咸阳自雍门以东至泾、渭,东西八百里,已是离宫别馆相望属,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又将所得诸侯美人钟鼓,充入之。
再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至咸阳,此所谓qiánggān弱枝之计也。此类豪富,雄霸一方,深得民望,皆是统一大敌,帝国的不安定因素。将他们迁离故居,则其势力自消,置于咸阳,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底下监控起来,自然也就不足为患。而在昔日六国的疆域之内,豪富既去,地方势力不复存,郡县制也就能够得到顺利推行。
嬴政二十六年,天下大事,大致如上。
第十五章 嬴政三十四年
【1.帝国建设】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转眼到了嬴政三十四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自统一天下迄今,已过了八年,庞大的秦帝国如同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稳定而高速地运转着,一刻也不曾停息。
先有道路之建设。
今人口号云:要想富,先修路。嬴政之修路,却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而是首在军事用途,以利于帝国的长远统治。
清朝末年,李鸿章出使欧洲,问军事于德国首相俾斯麦。俾斯麦云:练兵有一事须知,一国的军队不必分驻,宜驻中权,扼要地,无论何时何地,有需兵力,闻令即行。但行军的道路,当首先筹及。
俾斯麦此种军事思想,中国早在秦朝之时,便已产生并予以实践。
秦修驰道,共为两条,皆从咸阳出发,一路东穷燕齐,另一路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又修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巉山堙谷,长千八百里。
有了驰道和直道,帝国便不必四方驻兵,而是放心将军队主力集结在秦国本部,进而遥控全中国局势。地方上一有叛乱,中央军便可以借助驰道和直道,迅速赶到现场,及时平定。而在平时,地方上只需备少量兵卒,维持日常治安即可。
当然,帝国在修路的同时,也不忘修路障,将燕赵北界长城与秦国旧有的西北长城对接连通,大加修葺,成就了著名的“万里长城”,以阻止北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
再有疆土之继续开拓。
在北边,蒙恬率三十万大军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yīn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匈奴不堪秦军之威锋,退却七百余里,以求自保。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