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斌自己的生活，在衣食无缺的小康之家看来，苦得像huáng莲一样，夏天，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子来用；冬天，汤夫人坐轿出门，西北风起处，有旧棉絮从轿帘里chuī散出来——苏州人一提到此眼圈就会发红。
他有四个儿子，小的两个带在任上，亲自课读；老大、老二留在睢州，侍奉祖母，下帷读书。有一次汤斌看家用帐，写着“买jī一只”，便即查问，老仆回报：“是大少爷来了，叫买的！”
汤斌大怒，把他的大儿子汤溥唤来，罚跪庭中，这样教训他说：“自从我到苏州，从不曾买过jī！你以为苏州的jī，像家乡那样便宜吗？你想吃jī，回河南去！世上哪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做大事的！你马上回去，好好读书！”
他的大儿子已经三十四岁，幼承庭训，极其孝顺，听得这一顿责备，愧悔不已，涕泣请罪，而汤斌到底把他撵回去了。
一过重阳，汤斌的生日快到了；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这年五十九岁，苏州人做生日，讲究“做九不做十”，所以汤斌的五十九岁生日，便等于花甲之庆。
地方士绅集议，汤巡抚待民如此，老百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江苏人不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的五十九岁生日，必得替他“做一做”。
然而替汤斌做寿甚难，送寿礼不但不会收，说不定还要惹他生气；开筵唱戏，更不可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送一篇寿序，汤斌不能不收，而且也正好在这篇寿序中，表达三吴父老的敬爱之忧。
这是篇大文章，而天然有个第一等的大手笔在那里——归院尧峰山的汪苕文，他单名琬，学者称“尧峰先生”，自称钝翁，苏州人。汪尧峰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升员外，升到部郎中。这类所谓“部曹”是政务推行的中坚人物，有才具最易显露；汪尧峰虽然文名甚盛，却不是书呆子，在户部尽心钩稽，积弊尽出；在刑部以六经诠释律例，是当时响当当的红司员。
到了顺治末年，江南发生“奏销案”，株连甚广，欠一文钱粮的，都会被革掉功名。汪家亦有旧欠，因而汪尧峰降官为京师北城“兵马司指挥”，这是个不文不武的管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谓“风尘俗吏”，在王公大臣眼里，就跟巨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尧峰把这个官，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亲贵重臣的家人，许多是横行不法，鱼肉小民的豪奴，汪尧峰却能不顾情面，不畏势力，不遇到便罢，遇到了当街一顿板子，外加七斤二两重的一面枷，要悔过了才放。
过了两年，由兵马司指挥再升户部主事；这一次复入，更是锐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减吴三桂的军饷，替国库省下了极可观的一笔经费。
由户部主事外放，汪尧峰当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差使，到江宁西新关去征税；税差有陋规，汪尧峰看看宦囊所积，可以养老了，便起了急流勇退之心，辞官回苏州，在尧峰山中筑了一座“皆山阁”，闭门著书。康熙十八年应征就试博学弘词，授职翰林院编修，编纂明史，跟汤斌成为同年、同事，他们的jiāo情就是这样来的。
汪尧峰在史馆只有两个月，因为性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旧回到尧峰山；那时他的古文，几乎可称为海内独步，名公巨卿的寿序、墓志铭，都要来请教他，否则不足为荣。他跟汤斌的jiāo情极深，就是大家不请他，他也要自告奋勇；所以接到委托，一诺无辞，jīng心结构，写成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寿序，再请名家工楷写在八条朱笺上；字是用泥金所写，jīng工装裱，外加红木雕花框，装潢得讲究无比。
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chuī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做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这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出于矫情，所以这种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体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拔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进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点操之在己。最后一点，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 他说：做州县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于的，只要洁己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操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塞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性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慰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口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比较，可见得不是他的才具不行——汤斌希望能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如果都像郭琇这样的县令，那么，根本就不会有积欠的钱粮了。
这道奏疏一上，刘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补为监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舍，彼此有一场眼泪好流。
到了京师报到，郭琇因为身居言路，职责所关，所以经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见的人多了，才发觉朝中的派系，相斗甚烈，或者是政见不合，或者是讲学问的路数不同，形成门户之见，而说到头来，其实不脱争权夺利四个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丙，搞得暗cháo汹涌，纠纷迭起。熊赐履的罢黜，照徐乾学的说法，就是由于索额图的陷害。然而熊赐履的“嚼签字”，确是假道学的行为，所以连与索额图为敌的明珠，亦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