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也当是中国政治的评论员。既有观察感想，就要秉直谏言。谏言不仅仅是告诉的方式，还要有评论的成分。没有评论的成分，对自己这一种复眼观察所得之感想，就等于没有总结。一个人告诉自己的朋友：“你颈上长出了一颗痣。你自己是看不到的，我替你发现了。”这是一种效果。一个人告诉自己的朋友：“你颈上长出了一颗痣，你自己用手摸摸，是不是不小？你应该到医院去动手术除掉。而且，还有必要做切片化验。因为我从前看你颈上并没有一颗痣。这种年龄突然生出痣来，要重视，别和什么癌有关。”这是另一种效果。
人们对于某事的重视程度，皆由现象与结果的关系决定着。敏感之人，无须进一步qiáng调，自己便能凭经验将现象与结果联系起来思想。但这一种联系的本能，不是必然地越来越qiáng的，有时由于长期忙碌，越来越退化了。一经qiáng调，那本能才本能起来。qiáng调就是评论，就是议政。谏言被重视的程度不够，往往与评论不到位有关。评论更体现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水平。当然，耸人听闻是不好的。私心作怪，话到嘴边留三分，虽然明智，也是不好的。而最不可取的，乃是将非政治的事或现象，上升为政治的事或现象并加以qiáng调。其qiáng调一旦被接受，贻害极大。
当前之中国，几乎一切方面的一切现象，最终都将在社会心理的大平台上受到检验。观察了而有感想是很自然的事，有了感想而说出来，也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的事。说出来而使别人的思想受益，则需能力。
做好政协委员这一种中国政治的评论员，该有几分社会思想者的思想水平。有人因是委员、常委了，于是更打算进一步跻身于政治的中心。仿佛由委员而摇身一变为官员了，才不枉当了一回政协委员，仿佛那样才更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我认为，一位有水平的政协委员，最好还是满足于在中国政治的边缘。边缘是最能发挥政协委员复眼和评论员作用的立场。我进一步认为，中国之政治，特别需要一些有思想的人从边缘的立场关注它，关心它。边缘性的评论，往往较之于身处政治的中心，更加清明。
我是将及时反映社情民意，替老百姓利益代言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在观察员和评论员的角色作用中来谈的。此不赘述。至于政协委员的监督作用，不消说，既曰复眼式的观察，并且要谏言，要加以评论，自然也包括着监督的意思。
如果区别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有什么不同的话，我想，除了首先不同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的两种需要而外，大约就体现在评论员这一点上了吧。因为观察员的角色，比普遍的政协委员们更身处基层的人大代表们，也是可以做得很出色的，甚至往往做得更出色。但评论员的义务，政协委员们总体上毫无疑问应做得比人大代表们主动，因为政协委员总体上的知识分子比例多于人大代表。
以上两点，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从前是小说家的我，对自己没此两点要求。偶从作家的立场对时事作文学方式的反映和评论，不过是发一时之感而已。是政协委员以后，我反而较少那样了。因为议政毕竟非是写杂文。对自己的要求一高，才深深觉得，做好一名评论员，亦即以有质量的分析和总结来议政，实在需要往头脑里多装些东西。
9.我们为什么如此倦怠？
依我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如下特征：
人对时代的相对认同
毫无疑问，古往今来，在任何一个国家，人对时代的认同一向是相对的，而且只能以大多数人的态度作为评说依据。我自然是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的，我所依据只不过是日常感受。即使根本错误，甚或相反，也自信我的感受对他人会多少有点儿社会学方面的参考意义。
新中国曾经历两次类似的时代——一次是建国伊始，一次是改革开往初期，第三次，便是现在了。这乃因为，凡30余年间，种种深刻的和巨大的阵痛，已熬过了剧烈的反应期，现今处于“迁延期”。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毕竟开始分享到某些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尽管很少，而且国家的着眼点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到他们了。当年直接经历了那种剧烈的“反应期”的群体，多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社会平面图上的边缘群体。倘他们仍能经常听到替他们的利益而代言的声音，那么他们的心理是会比当初平衡些的。所幸这一种声音在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协仍不绝于耳，并每隔几年总会变成至少一项对他们有利的国策。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被时代所抛弃不顾，他们也已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这一点。
“公民”一词其实是一个分数，他们好比是“分母”，“分母”对时代的不认同性其值越大，公民对时代的认同关系的正值越小。但极易导致人对时代的排斥心理的问题依然不少，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大多数人的人生究竟还能享受到怎样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人在此点上所望到的前景越乐观，人对时代才越认同。“能者多得”只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是“体恤弱者”。为了增qiáng国人对社会的认同，到了该认真对待另一个方面的时候了。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严重，而这意味着新的不认同群体将有可能形成，那么人对时代的认同必将面临新一番考验。
理性原则深入头脑
谈到此点，不能不肯定对国人进行普法教育的巨大成绩，也不能不充分肯定“公检法”系统依法维护社会治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还不能不对中国底层民众30余年间越来越冷静的理性自觉加以称赞，这乃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民间的悠久熏陶使然，更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民间教化的一种基因的体现。总而言之，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从“人治”走向“法治”，并不算用了太长的时间。底层民众的理性程度，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理性程度。正如底层民众的文明程度，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底层民众所达到的生活水准，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所达到的生活水准。而最值得正面评说的是——民告官的现象多了；民告政府部门的现象多了；甚至，民告党政部门的现象也不少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国家应感欣慰之事，而不应相反。因为，告是公开的不满，也是对公正的公开的伸张权利。这一权利之有无直接决定人民群众理性选择余地的有无。现在，人民群众终于是有了。虽然还不够大，但已确实证明社会本身的进步。
倦怠感在弥漫
这是相对于30余年间时代的亢奋发展状况而言的。亢奋发展的时代必然在方方面面呈现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因而必然是浮躁的时代。时代发展的突飞猛进，有时与亢奋的急功近利的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混淆在一起，重叠在一起，粘连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其状况作用于人，使人无法不倦怠。
在某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倦怠呈现为“匀速”，甚至呈现为有意识的“缓速”发展时期。这是一种主动调整，也是对亢奋的自我抑制。经济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于是普遍之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从浮躁状况脱出来，转向悠然一点儿的状况。这一种状态还说不上是闲适，但已向闲适靠拢了。在这些城市，真正闲适的生活也仅仅只能是极少数人才过得上的一种生活。然而，大多数的人们，已首先能从心态上解放自己，宁肯放松对物质的更大更qiáng烈的诉求，渐融入有张有弛的生活cháo流之中。故那一种倦怠的状况，实则是一种主动，一种对亢奋与浮躁的自觉违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