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跟我说这一切全是乔治凭空捏造的！别说这些材料全都是假的！”朗贝尔气呼呼地说。他怀疑地打量了亨利一番：“你是否同意若是事实，就必须予以揭露？”
“对。”亨利回答道。
“那就行。我尽快出发去德国，我向你保证在那儿决不làng费时间。”他微微一笑：“我把你丢在哪儿？”
“不用了，谢谢，我走一走。”亨利说。
他要去波尔那儿吃晚饭，但并不急于与她相聚。他小步走去。要揭露事实真相。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引起多少严重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朗贝尔：这几乎是一种理性反she。但是，他实际上既不知道该信些什么，也不清楚该做些什么，他一概不知：脑子至今稀里糊涂，仿佛头上受到了狠狠的一击。显然，乔治并没有完全凭空捏造，也许确有其事。有不少集中营，一千五百万劳工在那儿被迫处于非人的境地。但是正是多亏了这些劳改集中营，纳粹主义才被战胜，一个伟大的国家才渐渐建立起来。她是中国和印度在饥饿中挣扎、过着非人生活的亿万人们的惟一希望，是被非人的境地所奴役的数百万工人的惟一希望，是我们的惟一希望。“我们的这一希望难道也将破灭？”他恐惧地自问。他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地对此提出过疑问。苏联的缺陷和弊端，他全都了解，尽管如此，一个公正与自由和谐共存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有一天要在苏联并通过苏联的努力取得胜利。倘若今晚他丧失了这一信念，那么整个前程就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希望，哪怕是希望的幻影。“莫非我是因此而陷入怀疑？”他自问，“难道是出于怯懦，因为天底下再也没有一块可以对之抱有几分信心的土地，因为空气再也不堪呼吸，我才拒绝承认明摆的事实？或相反，”他心里想，“也许是因为我热衷于接受经过我jīng心篡改的恐惧形象吧。若我归附共产主义不成，便坚决地反对它，倒是一种慰藉。要是能泾渭分明，不是完全赞成就是彻底反对，该多好！但是若要反对，就必须要拥有其他的希望，把它们献给人们。再也清楚不过的是，革命要么由苏联来进行，要么就没有革命可言。可是，倘若苏联仅仅是以一种压迫制度来取代另一种压迫制度，倘若它又恢复了农奴制，那怎能对它保持友谊？……”“也许罪恶到处存在。”亨利思忖。他回想起了在塞文山区那间高山小屋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曾幸福地沉浸在纯洁无瑕的莫大快慰之中。若罪恶到处存在，就不会有什么纯洁无瑕。不管他做什么，他必定都错：若传播篡改的事实，是错；若掩盖哪怕是篡改的事实，那也是错。他走下了陡峭的河岸。倘若罪恶处处都有，那无论对人类还是对他自己，都没有任何出路。难道最终不得不想到这一步？他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河水流淌。
第06章
抵达瓜达的那天晚上，我既高兴又好奇，简直到了忘形的地步。继后的一个星期里，更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对于美国jīng神分析学的最新发展，我确实各方面都得学习；无论是开大会，还是与同行的jiāo谈，都富有教益。可我也渴望见见纽约城，然而他们却拼命阻挠，让人心头好不难过。他们整天闷在暖气过热的宾馆、配有空调的餐厅、庄严的办公室和豪华的套间里，要摆脱他们，谈何容易。每天晚饭后，每当他们把我送回宾馆，我便匆匆穿过大厅，从另一扇门溜出去；我每天天一亮就起chuáng，在上午开会之前外出漫步一番。可在这偷偷外出的自由时光里，我没有多大收获。我意识到在美国，孤独感也无法排遣。为此，离开纽约时，我感到惴惴不安。芝加哥、圣路易、新奥尔良、费城，然后又回到纽约，再去波士顿、蒙特利尔：一次美妙的旅行。可是他们还得为我想方设法，使我不虚此行，有所收益。同行们确也给我提供了一些当地人的地址，这些人都会很高兴向我展示他们的城市。可尽是些医生、教授、作家，我表示怀疑。
无论怎么说，芝加哥这一站一开始就砸了。我在那儿只呆了两天，两位年迈的太太早早地在机场等候着我，然后她们领我去和另一些老太婆们吃午餐，整个白天里紧紧缠着我不放。作完报告后，我又由两位呆板的先生一左一右陪着吃螫虾。这种烦恼是如此折腾人，以致我一回到旅馆，便径直上楼睡觉了。
翌日清晨，我被气醒了。“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暗自拿定了主意。我拿起电话：“我心里过意不去，请原谅，可我患了感冒，不得不卧chuáng。”紧接着，我欢天喜地地跳下chuáng。可到了街上，我马上失望了。天气酷冷，脚边是有轨电车的铁轨，头上是架空铁道，我感到彻底迷失了方向，即使再走几个小时也是白搭。我茫无目标，没有任何去处。我打开了记事本：刘易斯·布洛甘，作家。也许总比一无所依qiáng。我又拨通了电话。我对这个布洛甘说我是本森夫妇的朋友，他们肯定已经写信告诉他我来访的消息。好，他说要在下午2时到达我所在的旅馆的大厅。“还是我去接您吧。”我说，然后放下电话。我讨厌我住的这家旅馆，讨厌它的去污粉味和美元味，能乘出租汽车去一个明确的地方，去看看某个人，我感到高兴。
出租汽车越过了一座座桥梁、一道道铁轨，穿过了一个个货栈，驶过了一条条尽是意大利商店的街道，最后停在一条小径的一角。小径散发着焚烧的纸味，弥漫着湿润的泥土芬芳，也透溢着一股贫穷的气味。司机指了指一堵架着个木阳台的砖墙：“就在这儿。”我沿着一排栅栏走去。左侧有一家小酒馆，挂着灯火熄灭的红字招牌：斯希尔茨；右侧贴着一张硕大的广告画，画上画着一个理想的美国家庭，合家笑盈盈地嗅着一盘麦片粥。一座木楼梯下，放着一个垃圾桶，正冒着热气。我登上楼梯。在阳台上，我发现了一扇玻璃门，遮着一块huáng颜色的帘子：肯定就在里边。可突然间，我感到惶恐不安。富有总是包含公开的成分，然而一种贫困的生活，却是隐秘的。我感到去敲这扇玻璃门似乎有失礼貌。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望着这一堵堵砖墙，靠墙搭着千篇一律的楼梯和灰不溜秋的阳台；透过层顶，我瞥见了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的东西，呈红、白颜色：原来是只大储气罐；脚下有一块四方形的土地，光秃秃的，中间长着一棵黑黝黝的树，还有一架蓝色风翼的小风车。一列火车在远处驶过，阳台直晃。我叩响了门，看见走出一位相当年轻、高大的男子，他上身穿着一件皮夹克，绷得直挺挺的，他惊奇地打量了我一番。
“您真找到我的住处了？”
“我看是的。”
huáng颜色的厨房里，正中摆着一只黑炉子，正呼呼地在烧；铺着地漆布的地面上堆满了旧报纸。我发现里边没有冰箱。布洛甘茫然地招了招手，指着那堆纸张说：“我正在整理。”
“我希望没有打扰您。”
“噢，不。”他一副尴尬的神态，笔直地站立在我的面前，“您为什么不愿让我去旅馆接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