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嘛？”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难道你也怀疑我？”
“我说‘是嘛，’这又不是什么问题。”
“你是说‘是嘛？’噢，算了。他回到家里，我尽可能向他说明理由，他可以结束这场闹剧了，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他不管发生什么事，从此再也与我无关。我爱他，但这是一种彻底忘我的爱。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笨嘴拙舌还是因为他疯了。从我嘴里说出的是一个字，到他耳朵里便变成了另一个字。真可怕……”
出现了一阵沉寂。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可你觉得他要的就是你吗？”
她满腹狐疑地打量着我，问道：
“你到底在耍什么游戏？”
“我什么游戏也不耍。”
“你给我提的却是些蠢问题。”
又出现了一阵沉默，她接着说道：“你完全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要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他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就这样。我惟独不明白一点，那就是他写这封信到底是因为他认为我还会要求得到他的爱，还是因为他担心我拒绝把我的爱献给他。如属于第一种情况，那说明这场闹剧还在继续演。如属第二种……”
“如属第二种情况呢？”
“那就是报复。”她yīn郁地说。她的目光又落到我的身上，显得犹豫、多疑，但很急切。“你必须帮助我。”
“怎么帮？”
“你得跟亨利谈谈，说服他。”
“可是波尔，你十分清楚罗贝尔和我刚刚与亨利闹翻了。”
“我知道。”她茫然地说，“可你还会见到他的。”
“绝对不可能。”
她犹豫了一下。“就算这样吧。可不管怎么说，你可以见见他，他决不会把你往楼下推的。”
“他准会认为是你派我来的，这样我说什么都没有分量。”
“你是我的朋友吗？”
“当然！”
她朝我投来一束战败者的目光。突然，她的面孔松弛了下来，顷刻间泪如泉涌。“我对什么都不相信。”她说道。
“波尔，我是你的朋友。”我说。
“那你就去找他谈谈。”她说，“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再也受不了了。我可能是有过错，可他折磨我的时间也太长了，让他别再折磨我了！”
“假设我是这么去做了，”我说，“当我回来把亨利说的话告诉你，你会相信吗？”
她站起身，揩了揩泪水，又披上了头巾。
“要是你跟我说实话，我一定会相信你。”她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我知道找亨利去谈纯属枉然。至于波尔，从今之后，与她进行任何友好的jiāo谈也都无济于事。该把她安顿到我的长沙发上，向她提问。幸好对我们认识的知己朋友，不允许采取这种医治方式，如果这样做了，我会觉得犯下了背信罪。我给她打电话，她一概拒绝去摘电话机；我又给她写了两封信，她只简短地回了几个字：“原谅我。我需要清静。需要时我哪天会给你个信儿的。”这样一来，我反而卑怯地感到从此了却了一块心病。
寒冬还在继续拖延。自从与朗贝尔闹崩之后，纳迪娜情绪极不稳定。除樊尚之外，她什么人也不见。她不再搞通讯报道，只是管她的《警觉》杂志。罗贝尔阅读大量的东西，经常领我上电影院，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听音乐。他开始发疯似的买起唱片来。每当他像这样又染上一个新的怪癖，就说明他的工作很不顺利。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浏览报纸，无意中我看到了勒诺瓦的一篇文章，这是他第一次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文章写得很不客气，对以前的朋友，他都一一照例加以谴责，对罗贝尔算是最客气的，可对亨利是疯狂地大加攻击。
“看看这。”我说。
罗贝尔读后把报纸一扔：“亨利没有变成反共分子，应该承认他能这样做真值得钦佩。”
“我跟您说过他会挺得住的！”
“报社里该有不少麻烦。”罗贝尔说，“据萨玛泽尔的文章看，人们完全可以感觉得出他巴不得向右派跑，特拉利奥显然也如此，朗贝尔嘛，远远不只是让人怀疑啰。”
“噢！亨利的处境可不妙！”我说道，接着微微一笑：“实际上，他的处境和你差不多：你们俩跟大家都不和。”
“这对他来说比我可能要更艰难些。”罗贝尔说。
他的话声中几乎隐含着关切。我感觉到他对亨利的积恨已经开始消除了。
“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跟你闹翻。”我说，“我保证他如今肯定后悔不已。”
“我经常反省这件事。”罗贝尔说，“开始时，我责备他在这件事上太顾及自己了。如今我在想他并不怎么有错。实际上，我们俩都应该明确今日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应该担任怎样的角色。保持沉默，无疑是选择极为悲观主义的解决方法。像他那个年纪，表示不满是自然而然的。”
“矛盾的是亨利远不如您那么非要起到政治作用。”我说。
“他也许认识到事关其他事情。”罗贝尔说。
“什么事情呢？”
罗贝尔犹豫片刻：“你要听我的心里话？”
“当然。”
“一个知识分子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怎么会呢？他总可以写作吧，不是吗？”
“噢！人们尽可以闹着串字玩，就像串珍珠那样，可要加倍小心，什么都不要说。即使这样做，也有危险。”
“哎哟，”我说，“您在您的书中不是捍卫文学的嘛。”
“我希望我有关文学的论断哪一天重又变成真理。”罗贝尔说，“可眼下，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让别人忘掉我们。”
“总不至于停止写作吧？”我问道。
“当然要停止。等我写完这部论着，我就再也不写了。”
“为什么？”
“我为什么非要写作？”罗贝尔说道，“因为人活着不仅仅只吃面包，因为我相信这项多余的工作是有必要的。我写作是为了拯救被行动所忽视的一切：现实的真实，个人和即时。我迄今为止一直认为这一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可是不，它妨碍了革命工作。目前，任何文学，只要它致力于把面包之外的食粮提供给人们，别人都会利用它来表明人们完全可以不用吃面包。”
“您一直在避免这种误会。”我说。
“可情况发生了变化。”罗贝尔说，“你明白，如今革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只在他们手中。我们所捍卫的价值观念再也没有位置。也许哪一天会重新获得这些价值观念，但愿如此。可是如果我们在眼下极力维护它们，那就是为反革命效劳。”
“不，我不愿相信。”我说，“对真理的追求，对个人的尊重，绝对没有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