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中有许多欢乐。”她说，脸上流露出激情，“你好像不理解我对你的爱意味着什么。”
“理解！”他激动地说，紧接着恶声恶气地补充道，“可你就不会为了对我的爱去做我求你做的事情。”
“假若你让我gān的事合情合理，我一定去做。”她沉重地说。
“只不过你偏爱你自己的理由，而不理睬我的理由罢了。”
“是的。”她平声静气地说，“因为我的更合情合理。你总是坚持那种限于事情表面的观点跟我谈话，那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时髦观点，并不真正属于你自己。”
“我看不出你自己有什么观点！”他不快地说，然后站起身子，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他还是设法让她面对既成的事实为好：给她带来歌曲，为她定好约会。“行了，咱们别再谈了。可你是错了。”
她笑笑，没有答腔，接着问道：“你去工作了？”
“是的。”
“写小说？”
“是的。”
“那好。”她说。
他登上楼梯。马上又要动笔写作，这让他心里直发痒，一想到这部小说毫无感化人的目的，他感到庆幸，但对即将写些什么，他迄今尚无确切的想法，他惟一的要求，是要表现真诚，无偿地从中获得乐趣。他把手稿摊在面前：近百页。让它们静静地躺上一个月确有好处，现在他就要用全新的目光重新审阅一番。他一开始便沉湎在欢乐之中，津津有味地从已经铸成字斟句酌的文字之中追寻种种往事与感慨，可渐渐地，他心底滋生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对这一切他将如何处理？这些凌乱的草稿无头无尾，其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存在着某种氛围：战前的氛围。而恰恰是这一氛围突然使亨利感到惊惶不安。他隐隐约约想到了“要尽量反映我生活的旨趣”。仿佛这是一种注了册的香水，年复一年，其味始终不变。譬如，他叙述的那些关于旅行的事情，总是与1935年的他——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息息相关，而与他在葡萄牙所感受到的一切毫无关联。他与波尔的故事同样已经过时。无论朗贝尔、樊尚，还是他熟悉的其他任何一个小伙子，今天都不可能有类似的反应；再说，经历了五年的被占领时期之后，当年那位二十七岁的年轻妇人与如今的波尔也已迥然不同。惟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毫不掩饰地把小说发生的时间安排在1935年前后；可他无热情去编一部反映一个业已过时的世界的“老掉牙”的小说。当他下笔书写这些词句的时候，他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是要让自己活生生地整个儿跃然纸上。因此，必须用现在时来编写这个故事，对人物和事件加以调整。“调整：多么让人气恼的字眼！多么愚蠢的字眼！”他暗自思量，“如此随心所欲地处置小说中的人物，随随便便把他们从一个世纪拉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国度移到另一个国度，把这个人的现在与那个人的过去拼凑在一起，同时掺入个人的种种怪事，这样做实在荒谬。如果贴近仔细观察，那些人物无一不是魔鬼，整个的艺术手段就在于阻止读者过分贴近地去观看。行，就别调整了，可以东拼西凑地塑造出一些与波尔、路易和我本人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来。我从前就曾试验过，可是这一次，我执意反映的是我自身存在的真实……”他把这叠初稿推到一边，盲目搜集素材，这是一种笨拙的做法。必须像平常一样着手，从总体的形式、明确的意图出发。什么意图？我希冀表现的是怎样的真实？我的真实，这确切地说又意味着什么？他傻乎乎地呆望着白纸，空着双手，一头扎进虚渺之中。这令人望而生畏！“也许我再也没有什么要倾吐的了。”他心里在想。可是问题在于他恰恰认为自己从来就没有倾吐过什么东西。他和普通人一样，任何时候都有话要说。然而什么都要诉说，这就过分了。他回想起了一只碟子的底部镂刻着的那个已被解开的古老字谜：“进来时呼喊是生活，呼喊着出去是死亡。”能补充些什么呢？我们大家都居住在同一个星球，我们都从母腹中降生于世，而最终又将去喂养蠕虫。大家经历的都是同样的命运，为何偏要决定这就是我的命运，非要由我去讲述？他打了个呵欠，他没有睡够，这张空白的稿纸让他头昏目眩，他跃入了漠然的深渊。谁也不可能在漠然之中写出任何东西，必须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只有在生活之中，一分一秒、一事一物才具有实在的意义。可是，倘若他在浑噩中惊醒，那他迎来的将又是忧虑。《希望报》，一份地方小报而已，果真如此？当我试图作用于舆论，难道我就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也许不该面对这张白纸想入非非，而应去严肃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对，这刻不容缓，他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开始刻苦钻研。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他惟一可以原谅自己的，就是事情千头万绪弄得他不知所措，只得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可他的所作所为之中也有那么一点无所用心：自解放以来，他一直沉醉在某种欣快的感觉之中，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他站了起来。今天早晨，他无法集中jīng力gān任何事情，他与迪布勒伊的jiāo谈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再说，他昨天的信写到一半丢下了，他必须跟塞泽纳克谈一谈；他也急于知道普莱斯顿是否给他搞到了纸张；另外，老达斯·维埃纳的信还没有jiāo给凯道赛①。“好！我马上把信送去。”他拿定了主意。
①凯道赛：法国外jiāo部所在地。
“我是亨利·佩隆，我能见杜尔纳勒先生五分钟吗？我带了一封信要jiāo给他。”
“请你登记一下姓名和来访事由。”女秘书边说边把一份印刷的登记表递给亨利。
他掏出圆珠笔，什么事由？是出于对某种幻想的敬重。他完全清楚此次造访纯属徒劳。他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机密。“好了。”
女秘书一副宽容的神态接过登记表，朝门口走去。她的笑容及其举止的庄重清楚地表明了办公室主任是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未经事先安排，不得随意打扰。亨利怜悯地看了看手中拿着的那只装得鼓鼓的白色信封，他丑已经丢尽，可直到现在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可怜的达斯·维埃纳将遭遇冷酷的答复还是永久的沉默？
女秘书又出现了：“杜尔纳勒先生很乐意尽快跟您约定个时间，您可以把您带来的信留给我，我等会儿就呈给他。”
“多谢。”亨利说。他把信递给了女秘书。这女人年纪轻轻，权力不小，此信竟落入她的手中，他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算了，反正已经完成别人委托他的事情，至于结果如何再也与他无关。他决定去红酒吧，此刻正是饭前饮酒的时间，拉舒姆准在那儿，亨利想对他写的文章表示感谢。他一推开酒吧门，发现纳迪娜坐在拉舒姆和樊尚中间，她气呼呼地说：
“难得见你一面。”
“我忙着工作。”
亨利坐到她的身旁，要了一杯杜灵金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