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挑战他的，是长沙协的副将清德。清德之为人，是古今官场中常见的那类庸官。这类人自己不做事，却偏好搬弄是非，在背后说做事人的闲话。对自己之职守，清德平日懈怠，战时怯懦，用曾国藩的话来说，他是个“性耽安逸，不遵训饬”的人。他的一大嗜好是养花。外出办差剿匪，“所过地方，虽经贼匪蹂躏之区，尚复需索供应，责令所属备弁，购买花盆，装载船头;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13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到处散布曾氏目中无人，僭越军制的谗言。原本就侧目于他独断专杀作风的省府大员们，也都对曾国藩心存了意见。六月，湖南提督鲍起豹回省，听了清德的播弄，将塔齐布传来，“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14而塔齐布则沮惧而不敢再行会操。
以曾国藩倔qiáng的个性，当然不会退缩，决意力挺塔齐布，参劾清德。15六月十二日，他联络与之旨趣相同的湖广总督张亮基，会衔参奏清德“疲玩”(疲沓且玩忽职守)，曾国藩仍觉得不解恨，同日又单独上了个附片，揭露清德与其部下，在长沙被太平军以地道轰塌城墙的危急时刻，换装藏匿的丑事，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要求将清德革职，解jiāo刑部从重治罪，“庶几惩一儆百，稍肃军威而(振)作士气”。16
同时，他又以密折保奏塔齐布，称其“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又保奏辰勇候补千总诸殿元“jīng明廉谨，胆勇过人”，请皇帝“破格超擢。当湖南防堵吃紧之际，奖拔一人，冀以鼓励众心。如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17将自己的身家都押了上去，可见国藩对塔齐布的赏识，也可见他欲与鲍起豹一争高下的决心。
咸丰皇帝对清军军事上的一蹶不振，一直积恨于心，对清德这类“疲玩”的将领是绝不会客气的。当月即以“庸懦卑鄙，不谙军务”的罪名将清德革职;随即又以“性耽安逸，不理营务，避贼藏匿，苛索供应”的罪名将他拿办，18而塔齐布则被赏以副将衔(随即又实授副将)，令湖南官场大跌眼镜。这头一个回合，曾国藩大胜。曾国藩虽丁忧在籍，却是二品京堂，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身份不容小视;况且其所作所为为的是国事，而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张亮基与吴文镕于他，一好友，一座师，有参劾所属官员的大权(即湖南巡抚、藩臬两司、提镇大员亦为其属下)。清德不明于此，本身又一身毛病，庸懦忮求，落到这个下场是他自找的。
但惩办了清德，并不意味着湖南的官场认同了曾国藩。骆秉章城府深，心中虽不满却藏而不露，对他敬而远之。鲍起豹却难以吞下这口恶气，伺机报复，而机会也很快就来了。
提标兵(即提督鲍起豹的卫队)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chuī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之)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chuī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jian宄，移牍提督，命捕主(使)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激)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猖狂公(然)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she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佯)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过(于)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幕)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19
兵勇互斗发生于八月四日，初六日营兵围攻曾国藩行辕，险些酿成大乱。惹不起，躲得起，曾国藩此次委曲求全，是看到自己在省城已经动了众怒。他的家族在湘乡，他还要完成朝廷的使命，翻了脸，他就很难再做下去。以一己之力，对抗省垣众多的官僚，即便可能，也只能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果。退一步海阔天空，更何况反省起来，他也并非全无错处。“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20事后在给骆秉章的信中，他也承认：“侍(曾之自称)今年在省所办之事，qiáng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自六月以来，外人咎我不应gān预兵事。永顺一事，竟难穷究。省中文武员弁皆知事涉兵者，侍不得过而问焉。此语揭破，侍虽欲竭尽心血，果何益乎?”21
自曾国藩移营衡州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其批给各州县的批牍中，原来独断专行的作风已大大收敛。此前，对上禀的公牍，他都是径直批复;到衡州之后，凡涉及其他衙门职权的批牍，他在末尾都会加上这样一句话：“仍候督部堂、抚部院批示”，或“仍候各辕批示”，表现出他开始尊重各衙门的职权。这样，在这一轮较量中，曾国藩败退了，八月十四日，他以湘南剿匪需要为名，带湘勇移营衡州，不久后开始了大规模招募、训练乡勇，并最终创立一支新军的新生涯。
曾国藩移营衡州后，忙里偷闲，回家省亲一行，八月十六日返乡，住了十日，于二十七日回到衡州。在此期间，江西前线传来一件噩耗，震动了湖湘，也从此改变了他练兵的宗旨。
两个多月前，经曾国藩调派增援江西的湘勇，在罗泽南、朱孙诒、夏廷樾、郭嵩焘等人的带领下，于七月十九日抵达省会南昌。五日之后，湘勇便迎来了组建以来的第一场大战，太平军主力赖汉英、石贞祥、韦俊部与湘军大战于南昌城外，由于镇篁、云贵之营兵没有按约定接应，湘勇在追击时被太平军伏击，因寡不敌众而遭受重创。但此战也充分显露了前一段明耻教战的成果：湘勇虽孤军对敌，却人人奋勇争先，官、兵皆无胆怯后退者。湘勇杀死太平军二百余人，自己虽也战死八十人，“而勇敢之名已大震于匡庐彭蠡之间”。22其中有营官谢邦翰、易良幹、罗信南、罗镇南四人。“湘中子弟敢深入，虽败犹荣，官兵弗如也。”23曾国藩由此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也产生了新的想法。
战死的四名军官，都是王錱从学于罗泽南时的同窗学友，其中易良幹更是王錱的妹夫。王錱(1825～1857)，字璞山，湖南湘乡人。5岁入塾读书，20岁为村塾师，24岁时，以府试名列前茅入泮，补县学生员。是年从师于同县罗泽南，与罗门下诸生游，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湘军的骨gān。“咸丰二年，粤寇入湖南境，公上书知县朱公孙诒，请练民兵讨贼。朱公壮之，令与罗忠节(即罗泽南，忠节为其谥号，用作敬称)募乡勇千人教练。”24此后，湘勇归入帮办团练的曾国藩麾下，王錱随即奉命赴衡山、桂东、兴宁等地剿匪，积功升任知州，赏戴蓝翎。八月初十，曾国藩将噩耗函告留在郴州剿匪的王錱，得讯后，王“悲极而愤，愤极而沉疴在身有不自知者矣。遽作文二篇，偕诸友率营中勇望东恸哭招魂而祭之。各勇捶胸顿足，咬齿裂眦，恨不即插翅飞去，生食若辈之肉。”又向国藩请缨道：“求令錱得邀合各营湘勇同志者，并许錱添募二千，先扫清江右之匪，藉以解书生迂直无用之嘲，以慰我亡友亡勇于九原。万望教其所不及，导其所不能，且为力言于大宪，共相赞成。”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