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晋书·庾翼传》。
① 《晋书·王羲之传》原无"若"字，此据《资治通鉴》校补。
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之所厝。自顷年割剥遣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王羲之首先从上次北伐失败谈起，殷浩第一次北伐是公元352 年，就在这一年又准备第二次北伐，阖朝上下正为之"惋怛"，不能忘怀。在这种情况下，应诙认真地总结失败教训，而不能重蹈覆辙。还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从长计议，以期改弦更张，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东晋的江山大业。信中分析了"自寇乱以来"的形势和前几次北伐失败的教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王羲之还从私人的角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利害关系，"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北代失败，会激起民愤，世态变故，那你就成了历史的罪人，无地自容了!
《遗殷浩书》对虚务玄谈而无军事才能的殷浩，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时王羲之忧心如焚，便又写信给会稽王司马昱，这就是所谓的《与会稽王笺》。司马昱是辅政亲王，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实权，王羲之在书中论及时事，陈述了不宜北伐的理由，并希望司马显对殷浩再举北伐提出忠告，加以劝阻。
《与会稽王笺》云：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年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牢。令功未可期，而造黎歼尽，万不幸一。且万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huáng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jiāo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叫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①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令安徽毫县)、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 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朱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于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未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于此，欲后悔之，亦无及也。殿下德冠字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① 据《晋书》本传，羡与王洽齐名，曾拜义兴太守、建成将军、吴国内史。 升平二年(公元358 年)卒，时年三十八。(公元320 年生，晚王羲之十七年而 生;早王羲之三年而卒;羡卒年同王洽，生年早洽二年)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遗殷浩书》和《与会稽王笺》析理透彻，充满激情，切中时弊，抨击了朝政，在当时是很危险的。然而，他从大局出发毫不顾忌，"取怨于执政"仍"尽怀极言"，这不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的dòng察力，非凡的军政才能，而且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大无畏的jīng神情怀。
王羲之的书札为殷浩所发，可谓仁至意尽，情真意切，"此数札者，诚东晋君臣之良药"①。此时吏部尚书王彪之与王羲之持相同意见，也认为殷浩妄动失策，立即上疏："弱儿等(雷弱儿、梁安)容有诈伪，浩未应轻进。"会稽王司马昱将忠良的建议放置于一旁不论不议，继续支持这劳而无功的北代，而殷浩求胜心切，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于永和九年(353 年)将北伐付之于行动，结果在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北)一败涂地，损兵折将，阵亡和被俘者达一万余人。事后会稽王后悔莫及，感慨地说：王彪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实真正的人才要数王羲之。殷浩再次失败给桓温以口实，故桓温上疏列数殷浩之罪状，结果殷浩被废为庶人，徙东阳信安(浙江金华)①。古人云，"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②殷浩的最终结局对于王羲之来说，不正如此吗，有人根据王羲之对殷浩北伐的态度得出结论，王羲之对北伐持消极态度，这是值得商榷的，王羲之除了支持过祖逖、庾翼的北伐外，还有一例可证，公元永和十二年(356 年)桓温北伐，取得局部胜利，当时王羲之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了，他仍十分关切战事，对胜利充满信心和喜悦：恒公以至洛，今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着，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
王羲之对几次北伐都审时度势，他不一概反对也不一概支持。他早有收复中原之志，之所以反对殷浩北伐是殷浩动机不良，各方面条件不具备。一旦条件成熟，在北伐中取得某些战果，他自然兴高采烈。在重大问题面前不凭一时感情冲动做出决策，才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作出了"必败"的结论，最后北伐果然以失败而告终，这预测的准确性，可谓是神机妙算。然而这绝不是偶然的碰巧。战争胜负是冒险、碰运气还是预先可以测知，当然是后者。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一再申述"见胜而战"，"必胜乃战"，"善战者??见胜如见明;其错(措)胜也，如以水胜火。"作为一个战争的指挥者，开战以前，就能很有把握地测知战争的胜负，就像见到太阳、月亮一样。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像以水灭火一样有把握，善战者总是在看到必胜后再出战，贸然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对北伐的准胜谁负看得很准，他是经过一番调查分析，才得出结论的。他认为北伐战争"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①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题词》。
① 《晋书·殷浩传》。
② [汉]朱孚：《与彭宠书》。
③ 王羲之：《破羌帖》，《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作品考释》。而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今外不宁，内优已深"，北方中原地带在外族的统治之下，军事力量不可低估，他们无时无刻不想侵犯江南。"内忧已深"内涵极为深刻，许多事实不能细说，只能心照下宣。"内忧"一般说来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深"。内部矛盾尖锐，问题很多，大有积重难返、病人膏盲之势，军败于外，资竭于内，大臣们担负内外的重任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更谈不止深谋远虑，而国君对忠言嘉谋弃之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