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已经意识到，中西学术不仅仅是民族之争，而且时代之差，也就是古今之别。因此，他指出，西学是西方人实际生活的产物，“西学中源”论不过是“扬亡抑人，夸张博雅”，“于实际从未讨论”的幼稚可笑的议论。[21]救补的办法就是“以西释中”，“以今释古”。他说：“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jīng，则犹之不学无术来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22]由于严复的格义方式是“以西释中”，故在他的文章中，达尔文、斯宾塞、牛顿、柏拉图、赫胥黎等西方学者的名字大量出现，他们的思想也随时发挥和介绍;相形之下，中国孔孟的语录则很少引用。实际上，他花费大量jīng力投身翻译，也可以说是他的“格义”观的体现。
人所皆知，近代以降，文化史上所出现的中西之分，本质上是古今之争。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古释今，这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本质上以今释古，则是一种近代的思维方式。
在中西文化的冲撞和融汇中，严复当时独树一帜，能以今释古，这是其超出同侪的地方，也是他比康有为高明之处。虽然他的解释不免牵qiáng附会之处，但在当时毕竟开启了一条新路，以后，“五四”新文化人大体是沿着他的这个方向发展。
(二)对居于“官学”地位的经学的态度有别。由于两人的“格义”不同，因此双方对经学的态度自然也产生了裂缝。
康有为尚未摆脱“中体西用”思想的桎梏，甲午战争前后一段时间他在万木草堂“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教导学生[23]。1895年，他在上海qiáng学会章程中载明，学习中西各门学问“皆以孔子经学为本。”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再次提出“经学”为变法之本：“窃谓今日，非维持人心，激励忠义，不能立国，而非尊崇孔子无以维人心而厉忠义。此为变法之本。”康有为授意梁启超为御史宋伯鲁所草的奏稿，明确地指出：“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24]故此，康有为提出要立孔教，“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仁恕忠爱之道。”[25]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是以今文经学为武器，他认为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是《周易》与《chūn秋》。他说：《周易》“专明变易之义”，“孔子之道，至此而极矣。”他极为欣赏《周易系辞》中的这一段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此来阐释和建构自己的变法理论。可以说，康有为的学问范围基本上仍以传统学术为主。
严复则激烈批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他在《天演论》的译序中就说：“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池然谓彼之所jīng，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针对先前的洋务派“西学”观提出了批评。随后，他在《〈与外jiāo报〉人书》中明确指出，“体”、“用”不可分割，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好像具备各种器官的生物，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完整的统一物。它们的功能(“用”)与其结构(“体”)不能分开，不能把马的四个缔子加在牛的身上，“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26]“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如果“合而为一物”，连道理名义都讲不通，更不要说能行得通了。
严复对传统经学，不管是汉学考据，还是宋明理学都直截了当地给予斥责。所谓汉学考据，“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所谓程朱理学、永嘉经制，顾炎武的《明夷待访录》、huáng宗羲的《日知录》，“一言以蔽之，曰：无实”。“且其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故由后而言，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由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27]康有为深受陆王心学的影响，他认为陆王心学“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有利于发扬主观能动性。他说：“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爝火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基于滥觞，流于江河，果能四万万人人热愤，则无可不为，受患于不能救。”[28]严复则与之相反，他对陆王心学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他说：“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就不龃龉否?又不察也。……忘言性求故……qiáng物就我，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情窳敖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反。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29]对于传统儒家经典，严复也予以有力批评。他说：“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30]六经系指《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chūn秋》，五子则指宋朝道学家周敦颐、程颐、程灏、张载和朱熹，他们在清朝居有正统地位，尤其是朱熹辑注的《四书》为钦定的士人必读书，科举考试亦以其为参考，故批判六经五子实质上是对正统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挑战。
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历史判断有明显差异，自然在现实的价值判断上也会作出不同反应。康有为上了一个奏折：《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yín祀折》，明确提出“教旨”方面的改革，要求立孔教为国教。他说：“窃惟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经，流亘江河;岂待臣愚，有所赞发。惟中国尚为多神之俗，未知专奉教主，以发德心。”他认为西方的文明国家都是信一神教。落后的国家则信多神教。中国民间信仰还是多神教，故为西方国家所笑话，所以他认为也要建立一个一神教的宗教。“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时地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乃刘歆起，伪作古文经，托于周公，于是以六经为非孔子所作，但为述者。唐世遂尊周公为先圣，抑孔子为先师，于是仅以孔子为先师，于是仅以孔子为纯德懿行之圣人，而不知为教主矣”。“遂令中国诞育大教主而失之，岂不痛哉!臣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31]康有为不仅这样说，而且还照此去做。嗣后。他就发起成立了保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