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进了社会调查所，胡适感到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颇为欢喜，后来专门把千、吴二人作为例证，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发表文章，证明当时社会上所谓的“毕业即失业”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云云。--当然，内中的曲折与人际关系的纠缠，曾几次公开声称自己的工作实在是出于“为政府做一点面子”的胡适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关于千家驹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并不糊涂的胡适是清楚的。1936年元旦，当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时，证婚人便是胡适。胡在致词中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尽管是席间的玩笑话，但聪明如胡适者，已经隐约地点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刚满17岁的千家驹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鼓动学cháo、驱赶教授等等“捣蛋”生涯，北京大学发生的许多邪里古怪事，都与千氏和他那一帮地下兄弟暗中操作有关。
进入社会调查所的千家驹，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宽容和信任。他后来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gān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陶孟和只是碍于胡适的情面，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不过，就陶孟和当时的思想而言，应该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别闹出大的乱子，他也没有细究的热情与心性。当时千家驹有所不知，当他到来之时，这个调查所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在社会调查所独立前，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热情地邀请陶孟和赴南京，专门商谈筹组事宜，意欲让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觉得自己已经在北平组建了社会调查部，山头已立，并且有扩大与独立的“宏愿”，遂婉言谢绝。蔡元培转而邀请留学欧美的博士、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所长，无奈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以陈氏属共产党分子加以阻挠，未果。1929年，为减轻阻力，蔡元培以院长身份亲自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式邀请陈翰笙出任该所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jiāo陈翰笙主持。如此一来，在中国一南一北，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由于蔡元培尚有兼容并包的肚量，两家暂时相安无事。陈翰笙实际主持的社科所特别关注“三农”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之不尽如人意的症结所在。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试着发现一下穷人、特别是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对这一构想，陶孟和也大感兴趣，1930年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友好合作，共同进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选定10个自然村1578家农户，对其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jiāo租形式等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自立山头的甘苦(3)
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该文号称继马克思之后，陈翰笙发现了穷人的秘密，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bào力手段才得以最终解决。陈氏的宣言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国民政府的党国大员对此大为不满。在一片喊打讨伐声中，陈翰笙只好采取鞋底抹油--溜之乎也的战术，辞去本兼各职，带着手下几个铁杆弟兄悄悄跑到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潜伏下来，准备待机而起。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机构，各项工作无法运转。
正在这时，对陶孟和颇为不满的中基会gān事长任鸿隽跳将出来，表示陶孟和已经独立，腰杆子越来越硬，看来没有必要再依附中基会这个老巢了。既如此，索性把调查所抛将出去，让其合并于中研院。此举既在形式上帮助了蔡元培，使其麾下势力不至于因陈翰笙的出逃而削弱，同时也达到了给陶孟和施以颜色，并驱逐出中基会这座大靠山的目的。主意打定，任鸿隽主动与中研院方面联系。恰在这个时候，中研院上层人士也发生了变动，原总gān事杨杏佛因与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引起蒋介石不满，于1933年6月18日被特务暗杀。未久，在学政两界声名显赫的丁文江受邀继任。丁氏得知任鸿隽密报，当场表示乐意接收陶氏调查所的家业，收编全部人马为己所用。老于世故的丁文江让任鸿隽作为说客先与陶孟和接头，算作投石问路，待陶氏方面有此意向，再由他这位“丁大哥”亲自出马一举拿下。
想不到任鸿隽跟陶孟和刚一jiāo涉，陶氏勃然大怒，严厉痛斥对方乱用职权、假公济私、党同伐异等等不道德做法，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举完全违背了中基会的宗旨与学术界的公理，是对北平调查所合法权益的公然挑衅，也是对陶氏本人及手下职员人格尊严的污rǔ，当场予以拒绝。
眼看陶孟和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任鸿隽毫不退让，表示既然大家的脸面已经拉下，就没有重新言欢的可能，不弄个鱼死网破决不罢休。任鸿隽凭其手中的大权，指示中基会大量削减调查所的预算，截其粮道，断其财路，使之不战自溃，以达bī其缴械投降的目的。面对这一凶招，陶孟和极其恼怒与愤慨，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道：“叔永(按：任鸿隽字)bī我们一步一步的太紧了，先限制我们的预算，继之以促进合并(即驱逐之变相)，又继之取消我们对于现用的建筑所有权，并规定我们几时退出。现在竟公然的要求随时停止我们的补助费了。”
陶孟和此举，是想让胡适出面“拉兄弟一把”。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情形已比不得当初拉杆子时的“独立运动”了。当年陶氏要另立山头，成就一方霸业，只是与任鸿隽和中基会诸位大佬jiāo锋，胡适尚可跃马横枪为陶助战，而现在中间又横插进一个坐地“招安”的老大--中央研究院，坐在前两把jiāo椅的又是自己的师辈人物蔡元培与同辈好友“丁大哥”，胡适闻之虽甚着急，但感到左右为难，不便援手发力，处于观望之中。由于胡适的怯战，陶孟和很快陷入前无救兵后无粮草的绝境。在此境况下，尚以办事gān练著称的中研院总gān事丁文江冲出本部突入阵前，以胜利者的姿态劝其老老实实地接受改编。陶孟和眼看大势已去，为保住自己的实力，只好屈服。同少华山上的史进、朱武、陈达、杨chūn等等一帮拉杆子造反的头领，率部归降实力雄厚的水泊梁山晁盖、宋江两大首领一样，陶孟和以悲怆的心境硬着头皮将队伍自北平拉到南京，无条件地接受改编。在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陶孟和当时的痛苦之情和艰难抉择：“当叔永提出合并的问题的时候，孟和就大怒，说'压迫驱逐'。经我再三疏通……彼方表示可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