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的旧梦新愁(1)
李济的旧梦新愁
胡适遽归道山不久，国民党当局再度任命李济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推辞不过，只好从命。
李氏自1948年底拒绝了他的学生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的劝阻，毅然决然地押着他视若生命的国之重宝毫发未损地渡过波làng滔天的台湾海峡，在基隆安全登陆后，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一批批官僚、政客、jian商、投机分子、散兵游勇等等，像蝗虫一样蜂拥而至这座孤悬于汪洋大海中的岛屿谋求新的生活。
因地小人多，时局混乱，赴台人员大多无处安身。李济率领押船的部分史语所人员，勉qiáng在台大医学院的教室中搭个简单的chuáng铺暂住下来。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人员来台后，因没其他地方可住，暂时被安置到台大教室。“人多的可以住一间教室，人少的就两家住一间教室，我就跟萧纶徽家共住一间教室。教室有前后二门，萧走前门，我走后门，两家中间用帐子拉起来隔开。公家只给一家做了一张方形大chuáng，上头可以搁两张榻榻米，全家人就挤在一起，睡在上头。这就是我们的住。”又说：“李济先生比我们早来一段时间，家眷多，也住在台大医学院。虽然我们到这里很苦，可是我们从基隆下船一早来到台大安顿行囊之后，休息到第二天，史语所三组的同仁就在李济先生的带领下，步行到圆山作遗址调查去了。”
在迁台的最初几年，尽管孤悬一岛，前程堪忧，曾有过“心情迷乱，考古兴趣伤失殆尽”的情绪，但李济以一个国际级学者的风范和文化传承者的良知，很快振作起来，重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这一时期，李济除领导并参加了著名的圆山贝冢发掘，还参加了台中瑞岩泰雅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组织对桃园尖山遗址发掘、环岛考古调查，整理安阳殷墟出土陶器、青铜器等等事宜。此时的李济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类学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专家的身份，再度展现了学术上的磅礴大气与深刻dòng见。他在台湾大学为其重刊的文章后记中说道：“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结果是现在的灾难。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李济所说“现在的灾难”，当是指晚清以后的军阀及蒋介石集团没有注重中国北部的经营，因而有了外蒙古在苏俄的扶持下独立，国民党受共产党军队的重击而败退台湾的事实。对此，他告诉他的同行们，越是在这样的境况中，作为学术中人就越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与开阔，不要拘泥于一个小小的台湾岛或中国大陆。“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如此学术见地、历史境界与文化史观，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很少有人与之相匹，诚如李济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考古人类学家的张光直所说：“除了个人的胸襟，更代表了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一种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
1953年秋，李济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所作专题报告《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再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因而这片土地上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大陆规模的。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对于李济思想的光芒和学术上的造诣，多年后，台大毕业生李敖曾作了这样的评价：“在中国考古家由早到黑发掘古物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种'无聊的'乌guī壳研究会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四十年来的古史研究，竟使我们发现我们民族的脐带究竟在什么地方，使我们民族的心胸遥远的跑到长城以北、玉门关以外，这对民族自信心的鼓舞，总比空头口号家的'大哉中华'来得实际有效吧?”而“这种想象--一个以国家为基点的学术研究的想象，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对此，李敖举例说：“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管'见的。这些博大的观点，自然使具有它们的人，逐渐能从本行的专业，发衍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再从而在中国全面的有组织的推进科学思想，以使中国真正达成现代化。”在谬论充斥的李敖言论中，这些评论算是少有的实在话。
李济的旧梦新愁(2)
早在1934年，李济在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就向世人展现了这一思想脉络和文化jīng髓。纵观李济的一生，作为一个学术大师之“大”的体现，除了他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整个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清醒认识上，他极富创建性地提出：一、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二、设立国家博物院，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三、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为实践这三项主张，李济早在西yīn村发掘时就做出了“古物国有”的示范性表率。从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的猴子，生前藏有近二万册图书无一善本，死后分别捐赠给北京和台湾两岸的科学、教育机构。③有人认为李济正是为了实践他的第二个主张，在史语所创办的早期，才积极协助傅斯年筹办中央博物院，并一度出任筹备处主任。只是其间遭逢八年抗战和颠沛流离之命运，使这一理想未能充分实现。所幸的是，来到台湾后，他的第三个主张和理想得以顺利实施--这就是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在朱家骅、傅斯年等人的支持下，李济于1949年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之职，还兼任该系系主任，并聘请史语所的同仁芮逸夫、董作宾、石璋如、凌纯声、高去寻等到该系任教。--这一创举，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从而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尽管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乌guī壳研究会”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却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当时除一个叫乔健的学生自动转系来到考古人类学系外，首届毕业生仅有李亦园、唐美君二人。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尹建中、连照美等等。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练，大多数都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其中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尤其是作为后起之秀的张光直，在专业上的成就以及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声誉，甚至超过了他1953年前后，李济与张光直合影的业师、号称“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面对如此光芒四she的成就，李济生前曾不止一次颇为自豪地对他的好友费慰梅等人说：“我平生认为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后来李济的这两位得意门生，一位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位出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都为中国和世界考古人类学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