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夏，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有归国之意，时为北大教授并在新文化运动中bào得大名的胡适，商得校长蔡元培同意，聘陈衡哲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西洋史和英文两门课程。陈衡哲不仅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同时又是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4次)的第一位中国女性学者。
在教学的同时，陈衡哲用手中一支才华横溢的笔不断为新文学呐喊助威，连续发表了100多万字的小说、新诗、散文等文学作品，一跃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文坛上最亮丽的明星。像冰心、林徽因、卢隐、凌叔华等盛极一时的才女，对她而言则是后生晚辈了。或许是才气过人，名气太大，深受男女或真或假追捧的缘故，作为一介女流的陈衡哲，成名之后总喜欢别人称自己为先生，如有不称先生者，则视为对自己人格的污rǔ与尊严的践踏，是对自己声名的故意挑衅。据北大学生何兆武听他的老师、曾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姚从吾说，有一次在重庆召开中国历史学会，主席称陈衡哲为女士，陈拍案而起，当场拂袖而去，搞得那位主席颇为尴尬--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巾帼不让须眉的另类女杰，在中央研究院继任院长选举的关键时刻，欲赤膊上阵，为其夫助选。这一举动，自然令众人不敢轻视。
此时的陈衡哲与大多数评议员都是故旧，她本人热情甚高，充满自信。尽管任鸿隽与胡适是留美同学加挚友，陈与胡还有一段扯不断、理还乱，令时人与后来的考证家如唐德刚、夏志清等教授津津乐道的暧昧情缘，但此时的陈衡哲为了其夫的事业与头上的帽子，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一拃不如四指近，既然中研院院长的椅子只能由一个人来坐，夫妻之情自然是要胜过情人之意。于是，在这头绪纷纭的竞选之日，其情形就显得分外微妙与扑朔迷离。
朱家骅在相互较劲儿的4人中，朱家骅最为年轻，学术资历亦相对较浅，但所任官职以及在国民党内部的威望却不在前三人之下，甚至有后来者居上的健劲势头。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抚养。祥生时在巨贾张静江创设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以此因缘，朱家骅16岁(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朱家骅考取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18岁(1910年)，因受曹砺金、沈士远、沈尹默诸位学术界名流的影响，萌生了革命造反的心思。当闻知革命党人喻培伦、huáng复生、汪兆铭辈于北京谋刺摄政王的行动后，大受感动，反意更盛，乃于6月赴南京，欲谋刺继端方之后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骏，未果。第二年，闻一批革命党人在huáng花岗bào动的消息，与同学徐霁生等发起组织中国青年敢死团，以示声援。10月，武昌起义，敢死团秘密筹备在沪举事，朱家骅怀着满腔热血，参加了上海商团组织的bào乱行动，并亲率青年敢死队对江南制造局进行了一番打砸抢烧。此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采取斩首行动，整个上海滩浸染在血雨腥风之中。朱家骅的所作所为立即得到戴季陶的赏识。张静江为了配合南京政府北伐，想组织一支能打善战的“青年军”投入战斗，朱得知后自告奋勇要为张效鞍马之劳，并很快拉起队伍，聚集青年学生及年轻军官一百余众。后因南北讲和，计划搁浅，朱家骅借此机会与张、戴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为他日后在政学两界飞huáng腾达埋下了伏笔。
群英会陪都(4)
同济大学毕业后，朱家骅在张静江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gān名赴欧美各国留学，本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荫榆等7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育界教授留学之始。同船的还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gān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仍任北大前职。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cháo，性命堪忧，朱家骅先是躲进东jiāo民巷附近的六国饭店，后来设法化装打扮，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秘密潜逃出京，回到原籍隐居起来，但暗中仍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数月后，张静江、戴季陶等在广东参与国民党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此时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见朱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朱家骅步入仕途铺路搭桥。1926年7月，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并从10月起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huáng埔军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之重要，亲自任命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馀为副委员长。朱家骅借机入主中山大学，与徐谦、丁惟汾共同担任校务委员之职。因其他几人都在校外担任重要职务，由朱家骅代理校务，主持日常工作，自此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自1931年起，朱家骅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jiāo通部长、中央研究院总gān事、浙江省主席等职。如今朱家骅正身居国民党权力中枢的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高位，主管党务，并借机大量安置亲信，在各大学设立党部，培植个人势力，可谓位高权重，声威赫赫。
在普通百姓或部分学者看来，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等三人均是位高权重的党国大员，可谓高官厚禄，前程似锦，实在没必要再来争抢这个清水衙门的总管。但翁、王、朱等三人却另有算盘可打。一个显然的情结是，国民党部长大员的高位可以方便捞钱获利，但并不被天下儒林所重，相反地中研院院长不能大肆捞钱弄权，却可以赚取清廉高雅的名声。特别是作为学者从政的一族，骨子里或多或少残存着读书人情结，渴望天下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大贤者、大儒式的高官，而不是以土鳖、老粗或满腿泥水兼烟袋油子味的军阀面目出现。面对这个学术最高研究机关的掌门人职位，几位儒生出身的高官自然不能不为之心动。按他们的想法，只要能坐上这把盟主的jiāo椅，便可威震儒林，名动朝野，达到鱼肉与熊掌兼得、名利双收之奇效。--于是，一场明争暗斗的大角逐在警报声声的雾都重庆拉开了序幕。
行都灯火chūn寒夕
1927年，傅斯年与胞弟傅斯严(中)、同学好友何思源(右)于广州中山大学合影
当众评议员从全国各地抵达重庆，即将进入正式选举程序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作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按：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的翁文灏，突于1940年3月16日接到一封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给他的信函，内称蒋委员长“盼以顾孟馀为中研院院长”。第二天，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在与傅斯年、李四光等几位中研院各所掌门人会面时，转达了陈布雷信中的内容。众人一听，“颇表愤慨”。向来有“大pào”之称的傅斯年在震怒中本想当场发作，但又感到此乃“介公下的条子”，而顾孟馀又是前辈学人，同时也是自己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的师辈人物与中山大学任教时的上司，甚觉不便，遂qiáng按怒火答道：“我个人觉得孟馀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随后，傅斯年又对在场的汪敬熙道：“我可以举他一票，你呢?”